精選 1163 宗 民事法 範疇的香港指標案例。
按引用次數、法院級別與案例權威性排序，並非完整案例目錄。
原告人Tadjudin Sunny向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National Association）索償，指其2005年、2006年及2007年的酌情花紅（discretionary bonuses）被低估。原審法庭（To J）駁回了原告人關於2005年和2006年花紅的申索，但裁定原告人2007年花紅損失的申索成立。上訴法庭在2016年5月20日駁回了銀行就法律責任和賠償金額提出的上訴，但允許原告人就判決前利息（pre-judgment interest）利率提出的交叉上訴。原告人隨後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提出了九個法律問題，主要圍繞花紅酌情權的審查標準、可比員工花紅記錄的可發現性、花紅政策的約束力以及性別歧視索償的管轄權等。
申請人AHMED SYED RAFIQ早前因未能遵守於2017年12月19日發出的「除非命令」(unless order)，導致其上訴被駁回。上訴法庭已於2018年3月26日頒下判決，拒絕解除該駁回命令。申請人隨後於2018年4月3日提交動議通知書，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申請人聲稱缺乏資源和協助準備上訴，但法庭認為他能夠提交各種文件和書面陳詞，故不接納此說法。
申請人Ahmed Syed Rafiq於2013年從巴基斯坦經深圳抵港，並於同年9月提出難民申請，其後提交免遣返聲請 (non-refoulement claim)，理由是受到當地黑幫威脅，並指控黑幫與警方勾結。入境事務處處長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於2016年2月及12月先後拒絕其聲請。申請人向上訴委員會 (Torture Claims Appeal Board) 提出上訴，亦於2017年3月被駁回。申請人隨後申請司法覆核許可，但於2017年11月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伍慧明暫委法官拒絕。申請人就此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但因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上訴文件夾而被自動駁回。申請人現申請撤銷該駁回命令。
申請人Ali Haider於2018年4月24日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反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副法官Woodcock於2017年12月22日拒絕其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的決定，但該上訴被駁回。時隔六年多，申請人於2024年7月4日再次提交動議通知書及誓章，申請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並附上一份題為「反對司法覆核動議通知書理由」的六頁文件作為書面陳詞。申請人聲稱因被拘留、不識字及不了解法庭程序而延誤提交申請。
本案源於上訴法庭於2015年11月27日就一宗上訴案件頒布判決後，就訟費（costs）問題作出的補充判決。上訴法庭在原判決中已發出臨時訟費命令（order nisi for costs），並指示各方就訟費應否以較高基準評定提交陳詞。原告（上訴人）提交的上訴通知書及書面陳詞被認為對法庭毫無幫助，且上訴文件數量龐大，顯示準備工作未有適當聚焦於挑戰事實裁斷的許可範圍，導致被告（答辯人）產生大量額外訟費。
本案涉及一塊位於米埔丈量約份第101約地段第76號的土地（「該土地」）的逆權管有 (adverse possession) 爭議。原告Gotland Enterprises Ltd是該土地的註冊業主。第一被告是第五被告的兒子。第一被告與Gotland達成和解後，Gotland將該土地轉讓給第一被告的關聯公司，使案件實質上成為第一被告與其父親（第五被告）之間的爭議。第五被告聲稱他與第一被告共同逆權管有該土地上的兩個魚塘（「魚塘1」和「魚塘2」），並將其用於養魚和養鴨。原審法官裁定逆權管有不成立，但若成立，則應由第一被告和第五被告共同擁有。第五被告就此裁決提出上訴。
原告Tadjudin Sunny於2000年加入美國銀行（被告），擔任不良債務交易組副總裁。其僱傭合約訂明，任何一方可給予一個月通知或代通知金終止僱傭關係，且原告有資格獲考慮參與銀行的績效獎勵計劃。原告的年終花紅佔其薪酬極大比重。2007年8月28日，銀行以一個月代通知金終止原告僱傭關係，未支付2007年花紅。原告聲稱銀行為避免支付花紅而惡意終止其僱傭，違反了僱傭合約中隱含的「反規避條款」(implied anti-avoidance term)。原審法庭裁定原告勝訴，判給港幣390萬元作為2007年花紅損失的損害賠償，但駁回其2005及2006年花紅不足的申索。銀行就裁決提出上訴，原告則就花紅不足的申索及判前利息利率提出反上訴。
本案源於一宗遺囑認證訴訟 (probate action)，涉及已故人士的巨額遺產繼承權。申請人（上訴人）與答辯人（申請人）之間的主要爭議在於兩份遺囑的有效性，即1968年遺囑（將遺產給予父親）和1990年遺囑（將遺產給予妻子）。上訴法庭早前以多數裁決駁回了申請人的上訴，維持原審法官的判決。申請人現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香港法例第484章）第22(1)條，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
本案源於原告於1990年提起訴訟，旨在收回華人模範鄉（「該鄉」）所擁有的土地，該土地被被告協興木業有限公司佔用。原告聲稱該土地以按年租賃方式租予被告，並已於1986年4月10日發出遷出通知書，於1986年12月31日終止租賃，但被告在租賃期滿後非法佔用該土地。被告辯稱，該鄉經理於1966年同意將土地租予鍾先生，並於1974年將該協議轉讓予被告公司。被告曾兩次嘗試阻止訴訟進行，包括質疑原告的法人地位及經理的授權。其後，地政總署於2000年8月承認該鄉為《新界條例》（「NTO」）第15條下的「堂」（T'ong），並追溯承認原告經理的任命。
本案源於1990年原告「華人模範鄉」透過其經理人（當時為Chan Kam Cheung及Tang Man Kit）向被告Hip Hing Timber Company Limited（協興木業有限公司）追討位於丈量約份第107區的土地。該土地據稱以按年租賃方式租予被告。被告抗辯稱，其與華人模範鄉的經理人Wong Tat To於1966年達成口頭協議，允許被告使用土地直至政府收回，並有權獲得政府賠償的60%。被告聲稱已依賴該協議對土地進行改善。本案的核心爭議在於華人模範鄉是否為《新界條例》（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第15條所指的「T'ong」（堂），以及原告是否有權提起訴訟。
原告是一名木匠，於1996年5月8日在被告的工作坊工作時發生意外，導致左手食指末端截肢，並因跌倒而背部受傷。原審法官裁定被告存在疏忽及違反法定責任，而原告並無分擔過失。原審法官裁定原告的傷勢並未達到「嚴重受傷」的類別，並就其傷痛、痛苦及生活便利損失判給30萬港元。關於審前收入損失，法官評估為425,905港元。原告不滿意原審法官對其傷痛、痛苦及生活便利損失的賠償金額過低，以及對收入損失的計算方式提出上訴。
原告保險公司AGEAS Insurance Company (Asia) Limited（前稱FORTIS Insurance Company (Asia) Limited）向前區域總監兼代理經理被告Lam Hau Wah Inneo追討預支款項。被告於1994年加入原告，並於2009年終止委任。原告聲稱被告拖欠約3,139萬港元預支款項。被告抗辯指這些款項並非真正貸款，而是根據1994年與原告當時的首席執行官楊先生達成的口頭協議，作為「補足款項」(Top Up Payments) 及「買斷權益」(Buy Out Entitlement) 的一部分，不需償還。被告亦提出反申索，要求約2,630萬港元作為其代理團隊的買斷權益。原審法庭裁定原告勝訴，駁回被告的反申索，被告不服上訴。
本案源於原告Lam Rogerio Sou Fung（林秀峰）與被告Tan Soon Gin George（陳松青）之間的古董瓷器所有權爭議。Lam是一名建築師及古董收藏家，於1970年代購入多件中國古董瓷器。Tan曾是佳寧集團主席。雙方於1980年代初曾有業務往來。Lam聲稱於1982年將涉案古董借予Tan作展示之用，但Tan未歸還。Tan則聲稱他已向Lam及一名私人收藏家購入這些古董。2005年，Tan透過其公司將部分古董委託蘇富比及佳士得拍賣，其中三件已成功拍賣，所得款項現存於法庭。另外兩件則未能售出，現由佳士得保管。Lam得知拍賣後，向拍賣行提出所有權申索，並對Tan提出反申索，要求確認古董所有權、歸還未售古董及賠償。
本案源於一宗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 案件。原審法官在評估丈夫（上訴人）的資產時，將其在Welton USA的權益按持續經營 (going concern) 基礎估值為590萬美元。原審法官將資產按55:45的比例分配予丈夫和妻子（呈請人）。丈夫不滿判決，提出上訴。在上訴聆訊前，丈夫試圖引入新證據，即Welton USA已決定清盤，其權益估值應為約497萬美元，而非原審法官所採納的持續經營估值。
上訴人吳炳漢先生與張秀玲女士是銅鑼灣百德新街某大廈8樓B座業主，答辯人鄭禮莊先生是9樓B座業主。1993年初，上訴人收回其物業時發現浴室及毗鄰房間天花及牆壁有滲漏水漬，懷疑水源來自答辯人物業。上訴人曾聯絡答辯人，答辯人提供了負責更換大廈喉管的兆龍行電話。兆龍行曾到場查看，但未再聯絡上訴人。上訴人後聘請仲量行調查，但因答辯人太太不願在9樓B座拍照，調查受阻。仲量行最終於1993年4月6日發出報告，指出滲漏源於9樓B座去水喉與新污水渠接駁處問題。原審法官裁定滲漏已於1993年4月21日修妥。上訴人原訴答辯人「疏忽」(negligence)和「滋擾」(nuisance)導致損失，但原審法官拒絕其申索並判雙方各自負擔訟費，上訴人遂提出上訴。
原告是寶安大廈16樓C室的業主，該單位位於頂層。原告於2001年12月購入該單位後發現天花有滲水痕跡。被告是該大廈的法團。2001年底至2002年3月期間，被告安排了承建商進行翻新工程，包括在天台鋪設防水層，並將沖廁水管重新安置。工程完成後，滲水問題持續，甚至導致電線短路。原告多次向被告投訴，但被告僅依賴承建商的四年保養期，並未積極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問題。承建商錯誤地將滲水歸咎於原告鋪設的瀝青和單位內部裝修。原告最終提起訴訟。
申請人ISLAM RAFIQUL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被拒絕後，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該上訴於2018年9月3日被駁回。隨後，申請人於2018年9月4日提交動議通知書，尋求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申請人提交了書面陳詞，闡述了其案件的事實背景，並引用了多項判例，主張在處理酷刑聲請時應採用高標準的公平性，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在審議其案件實質理據時犯錯，且決策者有普通法上的公平行事責任。
本案源於原告作為業主，向被告租客追討土地管有權。租客的租賃關係已因發出適當的遷出通知書而終止。儘管被告提出了多項爭議，但上訴法庭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業主收回土地管有權的案件。
本案涉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原告人）就大坑西邨重建項目，向多名租戶（被告人）提出的收樓訴訟。大坑西邨於1965年落成，原告人以業主身份將單位出租予受光民村清拆影響的居民及低收入人士。2014年，原告人建議清拆大坑西邨以興建資助房屋，並於2021年與市區重建局簽訂合作備忘錄。原告人就租戶的搬遷及重置事宜作出決定，包括提供一筆過租金資助及終止租約驅逐租客。部分被告人已就原告人的決定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請，質疑其合法性及合理性。
本案涉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原告人）就大坑西邨重建項目，向多名租戶（被告人）提出的收樓訴訟。大坑西邨於1965年落成，原告人以業主身份將單位出租予受光民村清拆影響的居民及低收入人士。2014年，原告人建議清拆大坑西邨以興建資助房屋，並於2021年與市區重建局簽訂合作備忘錄。原告人就租戶的搬遷及重置事宜作出決定，包括提供一筆過租金資助及終止租約驅逐租客。部分被告人已就原告人的決定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請，質疑其合法性及合理性。
第 3 / 5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