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啟賢
上訴人梁啟賢與妻子租住元朗塘頭埔村一座分租平房的B室,受害人袁小姐租住E室。2014年5月30日,袁小姐上班期間透過網絡攝像機監察住所,發現一名陌生男子進入屋內,遂報警。警方在攝像機上發現上訴人的指模,室內物件亦曾被移動。上訴人承認進入E室,但稱因聽見狗吠、無人應門而擔心住客遇事,故開門查看;看見攝像機後即離開。他被控入屋犯法,經審訊後定罪,原審判處監禁三年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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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梁啟賢與妻子租住元朗塘頭埔村一座分租平房的B室,受害人袁小姐租住E室。2014年5月30日,袁小姐上班期間透過網絡攝像機監察住所,發現一名陌生男子進入屋內,遂報警。警方在攝像機上發現上訴人的指模,室內物件亦曾被移動。上訴人承認進入E室,但稱因聽見狗吠、無人應門而擔心住客遇事,故開門查看;看見攝像機後即離開。他被控入屋犯法,經審訊後定罪,原審判處監禁三年六個月。
申請人梁啟賢因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4年第1054號而被判刑,並就刑期提出上訴許可申請。答辯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由律政司代表;申請人則由法律援助署委派大律師代表。申請人主張,本案並非同類案件中特別嚴重的一宗,且他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犯罪,因此其是否應被視為積犯,以及法院是否因此加長刑期,均值得上訴法庭進一步審理。
申請人黃得煒承認20項罪名,包括8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可從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罪,以及12項欺詐罪。他被指為集團首腦,與其他人士成立15間空殼公司及開設銀行戶口,以虛假薪金、稅務文件協助取得貸款,並清洗犯罪得益。涉案洗錢超過港幣782萬元,金融機構損失超過154萬元。原審判處總刑期48個月,其中12個月與其另案30年刑期同期執行。申請人逾期約11個月申請判刑上訴許可。
申請人承認八項處理已知或相信代表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罪,以及十二項欺詐罪。2001年,他策劃成立十五間空殼公司及開設銀行戶口,以協助詐騙金融機構及清洗犯罪得益,涉及款項約782萬港元。其後,他安排他人以虛假僱傭、薪金及稅務資料申請貸款,金融機構因而損失約154萬港元。申請人被認定為主腦,原審判處合共四年監禁,其中三十六個月須與其正在服刑的另一宗三十年刑期接續執行。
三名上訴人一同被控企圖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及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G條;第三上訴人另被控盜竊罪。三人在旺角一間商舖內以衣物遮掩,兩次伸手進入女顧客的手袋,但未能取走財物。其後第三上訴人被搜出一張屬於女學生的八達通卡,原審裁定她以不誠實意圖管有該卡。三人均無刑事紀錄並為聾啞人士,原審各就企圖盜竊判囚26個月,第三上訴人的兩個月盜竊刑期與前者同期執行。
三名上訴人共同被控企圖盜竊罪,第三上訴人另被控盜竊罪。案件涉及三人在旺角彌敦道先後尾隨行人及留意其背囊、手袋;第一上訴人兩度把手伸入女購物者的袋內,第二上訴人協助掀起衣物作掩護,第三上訴人在店外配合。三人其後被警方拘捕。警方亦在第三上訴人身上發現一張失主為女學生的個人八達通卡。原審裁定三人企圖盜竊罪成,第三上訴人盜竊失物罪亦罪成,分別判處企圖盜竊監禁26個月;第三上訴人的盜竊罪判監兩個月,原命令與前罪同期執行。
申請人歐陽國富被控九項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20(1)條的罪行,指他以虛假藉口促致PW1進行口交及性交。PW1當時十八歲,相信申請人所稱的「法事」可以替她轉運,因此在2007年4月至12月間與他發生九次性行為。她其後要求停止,但申請人聲稱法事必須完成九次,並在最後一次強行與她性交。PW1其後懷孕並墮胎,DNA證實胎兒為申請人所生。申請人承認曾與PW1性交,但辯稱行為屬「交合法事」,否認要求口交。原審裁定九項罪名成立。
申請人 Chu Kwok Yui(朱國銳)承認一項企圖行劫罪,案件移交高等法院判刑。2009年2月18日晚上,他攜帶十英寸刀及兩瓶稀釋劑,進入已停止營業但仍有員工工作的深水埗香港賽馬會投注站。他以刀指向職員頸部,聲稱持有炸彈,並打破稀釋劑瓶以增加恐慌。職員制服他時,四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頗重。原審以十二年為量刑起點,因認罪扣減三分之一,再因年齡及無案底扣減六個月,判監七年半。申請人以財政困難、年長、悔意及初犯為由申請刑期上訴。
兩名申請人與另外八人因串謀詐騙被區域法院定罪,案件涉及設立兩間虛構公司,以倫敦金投資名義欺騙受害人,總損失超過二百萬元。第三申請人在兩項控罪開始審訊時認罪,並協助控方,最終被判三年監禁;她其後撤回刑期上訴,現申請將撤回視為無效。第八申請人為其中一間公司的誘餌,承認一項控罪並被判三年監禁,現申請逾期上訴。
各申請人被控串謀詐騙 (conspiracy to defraud),涉及俗稱「loco London」白銀詐騙的兩宗陰謀。Masterland Holdings Limited於1999年運作,Royal Asi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則於2000年運作;兩家公司以招聘翻譯員、主管等職位吸引求職者,再由假扮成功交易者的人員誘使受害人開戶及投資,先獲小利後持續蒙受損失。九名受害人合共損失逾200萬元。申請人分別擔任誘餌、講師、前線或後段經理等角色。區域法院裁定各人罪成,第十名申請人被判罪成後提出定罪及刑期上訴,其餘申請人僅就刑期上訴。
申請人 Sun Jianqiang 於1999年10月27日發生意外,遂在區域法院提出僱員補償申索,向 Trans-Island Limousine Service Limited 追討賠償。被告否認申請人受僱於該公司,並指其僱主為中國內地一家公司。2002年8月2日,公司存入法院33萬港元,並通知申請人該款項旨在滿足申索。申請人於14日期限後才表示接受付款,原審法官仍就責任作出判決。其後法官拒絕重審,申請人遂提出上訴。
申請人 Lee Yat Fan 在原訟法庭陪審團審訊後,被裁定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成。第一項涉及含有210.62克海洛英鹽酸鹽的混合物,第二項涉及含有233.31克海洛英鹽酸鹽的混合物,合共判監15年。警方在街上截查申請人時,在其腰間搜出第一批毒品;其後在住所搜出第二批毒品。申請人承認替名為 Fa Sha 的人士攜帶毒品,但在審訊中否認知悉毒品存在,並聲稱警方記錄的口供並非其真正說法。
申請人麥錦全於1997年被裁定串謀製造危險藥物罪成,判囚20年,其後上訴獲減刑至14年。申請人現申請上訴許可,指控其審訊時的資深大律師未就利益衝突申請分開代表,且上訴時的資深大律師未經其同意放棄該爭議點,導致審訊不公。申請人認為上述行為構成嚴重不公,要求推翻定罪。
上訴人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下的罪行被定罪,其後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撤銷其定罪。終審法院最初頒布了一項臨時訟費命令 (order nisi),指示答辯人支付上訴人在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的訟費。上訴人隨後申請更改該臨時命令,要求將原審區域法院的訟費納入其中,並要求為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的聆訊批予三名大律師的訟費證明書 (certificates for three counsel)。答辯人反對此申請。
本案涉及申請人羊桂齊就其刑事定罪及判刑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原審案件於區域法院審理(案件編號:DCCC 215/2008)。本判決書主要針對上訴法庭於2009年11月3日頒下的判案書進行勘誤,修正原判決書中段落編號及文字排列的錯誤,以確保法律文件的準確性。
本案涉及四名上訴人: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Limited的董事Tsang及Kwok,以及Upbest Group Limited的執行董事Cheng及Li。Tsang及Kwok被裁定串謀欺騙香港聯合交易所及Grand Field股東,虛構重慶天然氣管道合營項目及其後的出售。為製造Logistic China已支付3,200萬港元重新收購款項的假象,四名上訴人安排資金經多間本地及離岸公司循環流轉,款項最終回到Upbest。Cheng及Li因此被裁定串謀處理涉嫌屬可公訴罪行收益的財產。爭議集中於該筆明知並非犯罪所得、但擬用於欺詐串謀的資金,是否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指的犯罪收益。
本案涉及四名上訴人: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Limited的董事Tsang及Kwok,以及Upbest Group Limited的執行董事Cheng及Li。Tsang及Kwok被裁定串謀欺騙香港聯合交易所及Grand Field股東,虛構重慶天然氣管道合營項目及其後的出售。為製造Logistic China已支付3,200萬港元重新收購款項的假象,四名上訴人安排資金經多間本地及離岸公司循環流轉,款項最終回到Upbest。Cheng及Li因此被裁定串謀處理涉嫌屬可公訴罪行收益的財產。爭議集中於該筆明知並非犯罪所得、但擬用於欺詐串謀的資金,是否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指的犯罪收益。
本案涉及四名上訴人: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Limited的董事Tsang及Kwok,以及Upbest Group Limited的執行董事Cheng及Li。Tsang及Kwok被裁定串謀欺騙香港聯合交易所及Grand Field股東,虛構重慶天然氣管道合營項目及其後的出售。為製造Logistic China已支付3,200萬港元重新收購款項的假象,四名上訴人安排資金經多間本地及離岸公司循環流轉,款項最終回到Upbest。Cheng及Li因此被裁定串謀處理涉嫌屬可公訴罪行收益的財產。爭議集中於該筆明知並非犯罪所得、但擬用於欺詐串謀的資金,是否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指的犯罪收益。
死者Leung Wai Kit於1966年與第一答辯人進行中式習俗婚姻。1967年,死者立下遺囑將遺產留給其前妻所生的子女(即上訴人)。1985年,死者與第一答辯人根據《婚姻條例》(Marriage Ordinance) 再次註冊結婚。死者於1996年去世,未有更改遺囑。本案爭議在於該次註冊結婚是否根據《遺囑條例》(Wills Ordinance) 第13(1)條的規定,導致死者於1967年所立的遺囑自動撤銷。
一名非法居留香港的死者在拆除一個非法簷篷時墮樓身亡。其受養人向第一答辯人吳家穎(被指為僱主)提出僱員補償申索。由於吳先生沒有購買保險,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第二答辯人)被列為共同答辯人。區域法院法官周先生駁回申索,認為申索人未能證明吳先生是死者的僱主。上訴法庭推翻了區域法院的裁決,認為證據已充分確立吳先生的僱主身份,並應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2(2)條行使酌情權,裁定申索人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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