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105 宗 家事法 範疇的香港指標案例。
按引用次數、法院級別與案例權威性排序，並非完整案例目錄。
雙方於1996年結婚，2002年分居，沒有子女，並於2003年共同申請離婚。雙方曾就婚姻資產分配訂立協議，但妻子指稱丈夫簽訂協議時隱瞞重要資產，故拒絕履行協議並申請附屬濟助。原審認定丈夫資產約港幣465萬元，妻子資產約港幣52萬餘元，判丈夫支付妻子792,000元，並命妻子遷出婚姻居所。妻子其後提出上訴，爭議丈夫資產僅三分之一是否適當。
本案涉及一宗離婚訴訟中的附屬濟助申請。丈夫（答辯人）與妻子（呈請人）於2010年結婚，並於2015年以妻子名義購入婚姻居所。雙方各出資500萬港元，妻子母親出資500萬港元（丈夫稱是贈予，妻子稱是貸款）。婚姻於2017年破裂，丈夫遷出。2019年9月，妻子提出離婚呈請。同年10月，丈夫申請附屬濟助，要求將婚姻居所轉讓給他，並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了附屬濟助通知書（AR notice）。妻子其後收到第三方以2,600萬港元購買該物業的要約，並向家事法庭申請撤銷該通知書，理由是擔心物業市場下跌會造成損失。家事法庭法官於2019年12月23日發出撤銷命令（Vacate Order），因丈夫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承諾書。
本案涉及一宗離婚訴訟中的附屬濟助申請。丈夫（答辯人）與妻子（呈請人）於2010年結婚，並於2015年以妻子名義購入婚姻居所。雙方各出資500萬港元，妻子母親出資500萬港元（丈夫稱是贈予，妻子稱是貸款）。婚姻於2017年破裂，丈夫遷出。2019年9月，妻子提出離婚呈請。同年10月，丈夫申請附屬濟助，要求將婚姻居所轉讓給他，並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了附屬濟助通知書（AR notice）。妻子其後收到第三方以2,600萬港元購買該物業的要約，並向家事法庭申請撤銷該通知書，理由是擔心物業市場下跌會造成損失。家事法庭法官於2019年12月23日發出撤銷命令（Vacate Order），因丈夫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承諾書。
本案涉及一對年輕夫婦的離婚財務安排，婚姻為期約三年七個月，且無子女。妻子在婚後未曾工作。丈夫擁有一家家族公司30%的股份，該公司主要經營手錶業務，其主要資產為非婚姻資產。離婚後，妻子申請財務供養 (financial provision)。原審法庭裁定妻子應獲945萬港元，包括720萬港元用於購買物業及225萬港元作為三年期生活費。丈夫不服上訴，質疑公司估值、妻子每月開支計算及購房款項的合理性。
妻子在離婚訴訟待決期間，為自己及兩名子女申請訴訟待決期間的贍養費 (maintenance pending suit)。原審拒絕妻子本人的申請，但命丈夫每月為兩名子女各支付10,000港元。雙方於1983年結婚，育有一名15歲女兒及一名13歲兒子；妻子月入約41,910港元，丈夫原獲評定月入35,000港元。丈夫不服收入評估及子女贍養費數額，獲准提出上訴。
已故陳丁華為Nan Fung Group創辦人，2004年以Proposal A安排向妻子Yang Foo-Oi及兩名女兒分配資產。Vivien獲分配價值45億港元的資產，但須將其中三分之一轉給母親。其後，Yang與Vivien簽訂Proposal Y3及Y5，將部分權益改為現金、向基金捐款及由Timford持有的資產。Yang主張Vivien隱瞞物業升值及實際價值，利用母女間的信任，使她作出不公平安排。Yang其後因中風無法出庭，訴訟由其訴訟監護人進行。Vivien及Timford否認責任並提出反申索。
本案源於父親（申請人）就原審法庭就子女贍養費（financial provisions）所作的命令，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原審法官於2015年6月5日頒令，要求父親將「One Silver Sea Property」物業信託予子女及其主要照顧者（母親），直至子女18歲或完成全日制教育為止，並須支付子女過去的開支及每月贍養費和照顧者津貼。父親不服，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並試圖提出新的上訴理據，包括有關印花稅（stamp duty）的影響。
本案源於一宗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 案件的上訴。原審法庭於2022年6月24日頒布判決，命令丈夫（H）向妻子（W）支付2.92億港元的一次性付款。H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並獲上訴法庭批准暫緩執行命令。H與W於1984年在台灣結婚，育有一女一子。H於1975年接管其父的兩家公司，並於1999年開展餐飲業務。W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雙方於2014年分居，W於2017年提出離婚呈請，並於同年獲頒暫准離婚令 (Decree Nisi)。雙方在附屬濟助審訊中，主要爭議點包括某些資產是否應計入婚姻資產、H的賭博損失是否應加回婚姻資產池，以及W是否應分擔H在分居後從公司借貸的款項。
本案涉及一名七歲子女的跨境搬遷及接觸安排。父母原從外地來港，婚姻出現問題後，母親希望返回原居地並帶同子女離港，父親反對。上訴法庭早前處理搬遷申請及照顧與管束安排，並作出詳細接觸命令，包括按父親是否居於美國而訂定不同安排。父親其後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主張搬遷法律原則、父母權利、子女最佳利益及照顧安排涉及重大一般或公眾重要性，並要求暫緩執行判決。
本案涉及一對夫妻離婚後兩名年僅兩歲及四歲兒子的照顧及管養安排。母親DX為全職家庭主婦，婚姻期間主要照顧兩名兒子；父親LN在武漢家族企業工作，經常往返香港及武漢。夫妻同意共同管養，亦同意兄弟不應分開，但雙方均要求獲得兩名兒子的照顧及管束。父親指稱母親曾離開子女、情緒不穩、疏忽照顧及疏離子女與父親的關係；母親否認，並認為父親長期不在香港，難以成為主要照顧者。
本案源於婚姻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 訴訟。丈夫向法院申請傳召文件令狀 (subpoena duces tecum)，要求 Eric So 以 South Sea Leatherwares Limited (SSL) 的高級人員身分，交出公司的經審計財務報表、銷售收入資料、分類帳、付款憑證及銀行結單。丈夫主張，婚姻期間他與妻子除正式佣金外，可能收取按 SSL 銷售額計算的「家庭饋贈」，實為隱藏佣金；文件亦有助確定雙方美國稅務責任及妻子未來收入。Eric So 申請撤銷傳召文件令狀，指文件要求過於廣泛，構成變相披露，並侵犯非訴訟第三方的私隱。
本案涉及一宗關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相關財務安排的訴訟。法庭早前委任了一名單一聯合專家 (Single Joint Expert, SJE) 就子女的開支及機票費用進行分析並撰寫報告。法庭最初指示由父親先行墊付專家費用，待審訊時再作裁決。由於審訊時雙方未有就該費用提出爭議，法庭隨後接獲父親申請，要求將專家費用由雙方平均分擔。
本案是婚姻附屬濟助訴訟上訴後，丈夫申請更改訟費暫准命令。雙方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同居，於1991年結婚，1999年分居，並於2001年展開離婚程序。雙方在2000年及2001年簽訂協議分配部分資產。原審歷時29天，涉及丈夫聲稱受不當壓力簽署協議、妻子重婚，以及Lin He West Road項目的建築成本及估值披露。上訴主要集中於部分採用Edgar原則的處理方法，丈夫最終在上訴中大致勝訴。
父母於1996年分居，婚姻及子女監護訴訟其後在香港、倫敦及巴拿馬持續進行。母親曾帶同女兒離開香港，女兒其後按倫敦法院命令返回香港。臨時命令下，父親享有單獨監護、照顧及管束權，女兒主要在學期內與父親居住，母親則在週末、課後及假期照顧女兒。原審法官認為母親的居住及工作情況已穩定，工作時間具彈性，較能協助女兒學業及發展；遂命令父親保留監護權，但由父母共同照顧及管束，學期內主要由母親照顧，父親按交替週末安排照顧。
妻子 Mo Ying 主張丈夫 Chan Wai Tim 以其個人名義購入、並作為婚姻居所的物業中，自己享有權益。丈夫其後將物業出售予 Brillex Development Limited，售樓所得再用於購入其他物業，妻子亦在離婚程序中對該等物業主張權益。妻子以共同意圖推定信託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為依據提出申索，但原審駁回。上訴法庭同意沒有明示或可推定的共同意圖；即使妻子存在權益，法院亦認為她因知悉出售而長期保持沉默，可能受禁止反言約束。她遂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
本案涉及子女遷移，以及子女照顧及管養權的民事上訴。SMM為申請人，TWM為答辯人。案號為CACV 209/2009，源自FCMC 11230/2008。現有文本並非完整上訴判決，而是由高等法院發出的更正通知，針對原判決第25段的英文首句作出文字修訂。文本沒有提供原審爭議、雙方具體立場或子女實際情況的詳細資料。
本案涉及一宗關於子女贍養費及照顧者津貼的變更申請。申請人（父親，F）與答辯人（母親，M）育有一名子女（N），N現年14歲。此前，法院於2015年6月5日頒布了一項財務規定判決（「2015年判決」），命令父親每月支付子女贍養費港幣13,726元及母親照顧者津貼港幣10,000元。自2020年11月起，父親拖欠贍養費及津貼。母親於2022年7月提出申請，要求上調子女贍養費及照顧者津貼，理由是N的住宿安排因父親未能支付按揭貸款導致物業被收回而改變，以及生活費用增加。父親曾提出下調贍養費的申請，但未有及時跟進，且未能按時提交財務披露文件（表格E）。
本案為一宗婚姻訴訟，涉及原告NPYJ與被告SMRC。判決書中並未詳細闡述具體事實背景，但從更正通知 (corrigendum) 可知，判決書第57段第3行原有的「精神科醫生 (psychiatrist)」一詞被更正為「臨床心理學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這暗示案件可能涉及心理健康評估或相關專業意見，但具體爭議點未在更正通知中說明。
本案涉及一對已離婚夫婦的附屬濟助事宜。雙方於2000年開始同居，2006年結婚，並於2012年離婚。婚姻期間育有一子，但丈夫於2013年發現兒子並非其親生。2012年，雙方曾簽訂同意命令 (consent order)處理撫養權及附屬濟助，包括丈夫須支付妻子每年1港元的象徵式贍養費，並就兩項物業（深圳物業及香港物業）作出承諾。然而，丈夫在發現兒子非親生後，成功申請解除其在同意命令下的承諾。本案審理深圳物業和香港物業的分配、妻子要求增加贍養費的申請，以及妻子要求兒子贍養費的申請。
本案是涉及未成年子女財務供養的家庭法程序。母親 SSM（前稱 SKL）於2013年10月25日向父親 CCMJ 申請子女 N 的財務安排。案件經七日審訊後，法院於2015年6月5日作出財務供養判決，命父親支付訟費，並保留所有訟費問題。父親其後申請更改訟費命令，主張子女案件通常應作出各自承擔訟費的命令，且母親部分申索未獲批准。母親反對，指父親的訴訟行為不合理，且雙方經濟能力差距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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