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104 宗 家事法 範疇的香港指標案例。
按引用次數、法院級別與案例權威性排序，並非完整案例目錄。
本案源於父親（申請人）就原審法庭就子女贍養費（financial provisions）所作的命令，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原審法官於2015年6月5日頒令，要求父親將「One Silver Sea Property」物業信託予子女及其主要照顧者（母親），直至子女18歲或完成全日制教育為止，並須支付子女過去的開支及每月贍養費和照顧者津貼。父親不服，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並試圖提出新的上訴理據，包括有關印花稅（stamp duty）的影響。
本案源於一宗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 案件的上訴。原審法庭於2022年6月24日頒布判決，命令丈夫（H）向妻子（W）支付2.92億港元的一次性付款。H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並獲上訴法庭批准暫緩執行命令。H與W於1984年在台灣結婚，育有一女一子。H於1975年接管其父的兩家公司，並於1999年開展餐飲業務。W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雙方於2014年分居，W於2017年提出離婚呈請，並於同年獲頒暫准離婚令 (Decree Nisi)。雙方在附屬濟助審訊中，主要爭議點包括某些資產是否應計入婚姻資產、H的賭博損失是否應加回婚姻資產池，以及W是否應分擔H在分居後從公司借貸的款項。
本案涉及一名七歲子女的跨境搬遷及接觸安排。父母原從外地來港，婚姻出現問題後，母親希望返回原居地並帶同子女離港，父親反對。上訴法庭早前處理搬遷申請及照顧與管束安排，並作出詳細接觸命令，包括按父親是否居於美國而訂定不同安排。父親其後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主張搬遷法律原則、父母權利、子女最佳利益及照顧安排涉及重大一般或公眾重要性，並要求暫緩執行判決。
本案涉及一對夫妻離婚後兩名年僅兩歲及四歲兒子的照顧及管養安排。母親DX為全職家庭主婦，婚姻期間主要照顧兩名兒子；父親LN在武漢家族企業工作，經常往返香港及武漢。夫妻同意共同管養，亦同意兄弟不應分開，但雙方均要求獲得兩名兒子的照顧及管束。父親指稱母親曾離開子女、情緒不穩、疏忽照顧及疏離子女與父親的關係；母親否認，並認為父親長期不在香港，難以成為主要照顧者。
本案涉及一宗關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相關財務安排的訴訟。法庭早前委任了一名單一聯合專家 (Single Joint Expert, SJE) 就子女的開支及機票費用進行分析並撰寫報告。法庭最初指示由父親先行墊付專家費用，待審訊時再作裁決。由於審訊時雙方未有就該費用提出爭議，法庭隨後接獲父親申請，要求將專家費用由雙方平均分擔。
本案是婚姻附屬濟助訴訟上訴後，丈夫申請更改訟費暫准命令。雙方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同居，於1991年結婚，1999年分居，並於2001年展開離婚程序。雙方在2000年及2001年簽訂協議分配部分資產。原審歷時29天，涉及丈夫聲稱受不當壓力簽署協議、妻子重婚，以及Lin He West Road項目的建築成本及估值披露。上訴主要集中於部分採用Edgar原則的處理方法，丈夫最終在上訴中大致勝訴。
父母於1996年分居，婚姻及子女監護訴訟其後在香港、倫敦及巴拿馬持續進行。母親曾帶同女兒離開香港，女兒其後按倫敦法院命令返回香港。臨時命令下，父親享有單獨監護、照顧及管束權，女兒主要在學期內與父親居住，母親則在週末、課後及假期照顧女兒。原審法官認為母親的居住及工作情況已穩定，工作時間具彈性，較能協助女兒學業及發展；遂命令父親保留監護權，但由父母共同照顧及管束，學期內主要由母親照顧，父親按交替週末安排照顧。
本案涉及兒童遷居 (relocation of child) 及兒童照顧與管養權 (care and control of child) 的爭議。上訴法庭 (Court of Appeal) 針對原審法庭 (Family Court) 的裁決進行覆核，並於2010年6月9日作出判決。隨後，法庭於2026年6月5日發出更正啟事 (corrigendum)，澄清關於英國判例在香港法律體系中的適用性。
本案涉及一宗關於子女贍養費及照顧者津貼的變更申請。申請人（父親，F）與答辯人（母親，M）育有一名子女（N），N現年14歲。此前，法院於2015年6月5日頒布了一項財務規定判決（「2015年判決」），命令父親每月支付子女贍養費港幣13,726元及母親照顧者津貼港幣10,000元。自2020年11月起，父親拖欠贍養費及津貼。母親於2022年7月提出申請，要求上調子女贍養費及照顧者津貼，理由是N的住宿安排因父親未能支付按揭貸款導致物業被收回而改變，以及生活費用增加。父親曾提出下調贍養費的申請，但未有及時跟進，且未能按時提交財務披露文件（表格E）。
本案為一宗婚姻訴訟，涉及原告NPYJ與被告SMRC。判決書中並未詳細闡述具體事實背景，但從更正通知 (corrigendum) 可知，判決書第57段第3行原有的「精神科醫生 (psychiatrist)」一詞被更正為「臨床心理學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這暗示案件可能涉及心理健康評估或相關專業意見，但具體爭議點未在更正通知中說明。
本案涉及一對已離婚夫婦的附屬濟助事宜。雙方於2000年開始同居，2006年結婚，並於2012年離婚。婚姻期間育有一子，但丈夫於2013年發現兒子並非其親生。2012年，雙方曾簽訂同意命令 (consent order)處理撫養權及附屬濟助，包括丈夫須支付妻子每年1港元的象徵式贍養費，並就兩項物業（深圳物業及香港物業）作出承諾。然而，丈夫在發現兒子非親生後，成功申請解除其在同意命令下的承諾。本案審理深圳物業和香港物業的分配、妻子要求增加贍養費的申請，以及妻子要求兒子贍養費的申請。
本案是涉及未成年子女財務供養的家庭法程序。母親 SSM（前稱 SKL）於2013年10月25日向父親 CCMJ 申請子女 N 的財務安排。案件經七日審訊後，法院於2015年6月5日作出財務供養判決，命父親支付訟費，並保留所有訟費問題。父親其後申請更改訟費命令，主張子女案件通常應作出各自承擔訟費的命令，且母親部分申索未獲批准。母親反對，指父親的訴訟行為不合理，且雙方經濟能力差距懸殊。
本案申請人為丈夫，他申請解除在2012年7月25日同意命令中就兩處物業（深圳物業及香港物業）所作出的承諾 (undertakings)。夫妻雙方於2006年結婚，育有一子，現年6歲。丈夫於2011年10月被妻子發現有外遇，關係惡化。2012年4月，妻子提出離婚呈請，同年7月25日頒布暫准判令，並於10月6日絕對化。丈夫聲稱其承諾是在錯誤相信兒子是其親生骨肉，且自己是婚姻過錯方的情況下作出的。妻子則反駁稱丈夫一直知悉她於2007年末曾與陌生男子發生關係，並知悉兒子可能非其親生，且承諾是因丈夫知道物業由她獨資供款而作出。
本案源於離婚附屬濟助程序中，NPL名下20,000,000股由妻子LWYA登記持有。丈夫KYW主張該等股份屬妻子的實益資產，應列入婚姻財產分配；妻子及其父親LLP則主張妻子只是受託人，股份的實益所有權仍屬父親。股份包括父親於2005年轉讓的13,200,000股，以及2006年配發的6,800,000股。雖然轉讓文件記載有13,200,000元代價，父親及妻子均稱實際沒有付款，並聲稱存在信託安排。原審接納丈夫一方的主張，裁定股份是父親贈予妻子的資產。
本案源於離婚附屬濟助程序中，NPL名下20,000,000股由妻子LWYA登記持有。丈夫KYW主張該等股份屬妻子的實益資產，應列入婚姻財產分配；妻子及其父親LLP則主張妻子只是受託人，股份的實益所有權仍屬父親。股份包括父親於2005年轉讓的13,200,000股，以及2006年配發的6,800,000股。雖然轉讓文件記載有13,200,000元代價，父親及妻子均稱實際沒有付款，並聲稱存在信託安排。原審接納丈夫一方的主張，裁定股份是父親贈予妻子的資產。
雙方於1999年結婚，婚前已共同生活近三年，並於2006年5月31日正式分居。丈夫為前香港公務員，妻子經營活動管理公司，婚姻期間雙方共同累積多項香港、加拿大及泰國資產。妻子在家庭法院申請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原審以審訊日期的資產價值約1,177.2萬元為基礎，判定財產平均分配，並命令雙方各自承擔訟費。丈夫主張應按六四比例分配，妻子則就財產估值日期及訟費提出上訴；妻子其後放棄實質財產分配上訴。
本案源自家庭法庭案件 FCMC No. 8732 of 2007，涉及 HK 與 BD 的婚姻家庭訴訟。HK 為上訴人及丈夫，BD 為答辯人及妻子。案件包括 CACV 252/2009 及 CACV 71/2010，並涉及對家庭法庭實質裁定及訟費裁定的上訴或交叉上訴。本份判決文本為更正判決理由的勘誤本，所載內容主要處理交叉上訴的訟費安排。
本案源自家庭法庭案件 FCMC No. 8732 of 2007，涉及 HK 與 BD 的婚姻家庭訴訟。HK 為上訴人及丈夫，BD 為答辯人及妻子。案件包括 CACV 252/2009 及 CACV 71/2010，並涉及對家庭法庭實質裁定及訟費裁定的上訴或交叉上訴。本份判決文本為更正判決理由的勘誤本，所載內容主要處理交叉上訴的訟費安排。
雙方於1999年結婚，婚前已共同生活近三年，並於2006年5月31日正式分居。丈夫為前香港公務員，妻子經營活動管理公司，婚姻期間雙方共同累積多項香港、加拿大及泰國資產。妻子在家庭法院申請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原審以審訊日期的資產價值約1,177.2萬元為基礎，判定財產平均分配，並命令雙方各自承擔訟費。丈夫主張應按六四比例分配，妻子則就財產估值日期及訟費提出上訴；妻子其後放棄實質財產分配上訴。
死者Leung Wai Kit於1966年與第一答辯人進行中式習俗婚姻。1967年，死者立下遺囑將遺產留給其前妻所生的子女（即上訴人）。1985年，死者與第一答辯人根據《婚姻條例》(Marriage Ordinance) 再次註冊結婚。死者於1996年去世，未有更改遺囑。本案爭議在於該次註冊結婚是否根據《遺囑條例》(Wills Ordinance) 第13(1)條的規定，導致死者於1967年所立的遺囑自動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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