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SAR v. FAN KING LAM
申請人樊憬霖被控兩項罪名:販運危險藥物及管有他人身份證。她對兩項控罪均認罪,並承認案情。原審法官判處她總刑期為6年8個月監禁。申請人現申請上訴許可,認為判刑過重。
精選 1643 宗 上訴 範疇的香港指標案例。
按引用次數、法院級別與案例權威性排序,並非完整案例目錄。
申請人樊憬霖被控兩項罪名:販運危險藥物及管有他人身份證。她對兩項控罪均認罪,並承認案情。原審法官判處她總刑期為6年8個月監禁。申請人現申請上訴許可,認為判刑過重。
申請人因入屋犯法罪(burglary)被區域法院判處16個月監禁。案情指,受害人(PW1)離港度假期間,其位於深水埗的板間房未上鎖。申請人居住在同一單位內的鄰近板間房,趁PW1不在時進入其房間,翻找物品並偷走一包香煙。PW1回港後發現房間被翻動,香煙失竊,並獲告知曾見申請人進入其房間,遂報警。申請人被捕後承認犯案,稱因無錢買煙且知悉房間未上鎖及PW1外出而犯案。
申請人於2001年7月14日在一個地盤拆除鐵架時受傷。本案的核心爭議在於誰是申請人的僱主。第二答辯人(第一答辯人的保險公司)主張申請人是第三答辯人(分判商)的僱員,而第三答辯人是第一答辯人(主判商)的分判商。如果申請人是第一答辯人的直接僱員,則第二答辯人須根據《僱員補償條例》(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承擔責任。如果申請人是第三答辯人的僱員,由於第三答辯人沒有投保,補償將由僱員補償援助基金支付。原審區域法院法官裁定第一答辯人是申請人的直接僱主。第二答辯人就此裁定及永久喪失賺取能力評估提出上訴。
申請人Shah Syed Arif被控販運危險藥物,涉及142.98克固體(含55.88克可卡因),價值約145,983港元。警方於2014年4月6日在美麗都大廈外截查並逮捕申請人,在其攜帶的雨傘中發現毒品。申請人否認持有該雨傘,聲稱他已將自己的雨傘交給朋友。原審法庭陪審團一致裁定申請人罪名成立,判處監禁10年。申請人就定罪及判刑申請上訴許可。
上訴人於2014年6月3日被警方在荃灣一個停車場內截查,當時他正坐在一輛中型貨車的司機座位上。警方發現上訴人藏有79.01克粉末(含55.58克氯胺酮)及2.32克晶體(含2.28克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車內還發現了電子磅和吸毒工具。上訴人被捕時身上有港幣$6,525.6,而檢獲的毒品市值約$10,646。上訴人承認吸毒,並稱毒品供自己吸食。他有2002年藏毒被罰款的案底,是家庭經濟支柱。
上訴人李漢信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一項意圖傷人罪名成立,判處監禁3年。事件發生於1999年6月2日凌晨,在旺角花園街一間麵店外。受害人陳家榮與上訴人因瑣事爭執,上訴人其後持刀追斬受害人,導致受害人頭部、右肩受傷及右鎖骨骨折。兩名巡邏警員目擊事件並拘捕上訴人。上訴人在警誡下承認使用菜刀襲擊受害人。上訴人聲稱是受害人先襲擊他,他只是自衛。
申請人范傑雄在區域法院承認13項非住處爆竊罪。他在2008年5月至9月期間,於新界、九龍及香港多處店鋪爆竊,共盜取現金130,825港元及其他物品,所有贓物均未尋回。大部分爆竊案發生在夜間店鋪無人時。其中一宗案件中,申請人在店鋪職員目擊下從收銀機取走75,000港元並成功逃脫。原審法官判處總刑期為6年監禁,申請人現就該判刑提出上訴。
本案源於律政司司長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第81A條,就原審裁判官對羅冠聰(第二答辯人)及周永康(第三答辯人)所判處的刑罰提出刑期覆核申請。原審裁判官對第二答辯人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對第三答辯人判處3星期監禁緩刑1年。上訴法庭在2017年8月17日的判決中,裁定原審刑罰原則上錯誤及明顯不足,並改判第二答辯人監禁8個月,第三答辯人監禁7個月。兩名答辯人現向上訴法庭申請證明本案涉及具重大及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以尋求上訴至終審法院。
上訴人李長利為合法在港逗留的內地訪客,她承認一項管有偽造身份證罪。她管有偽造香港身份證的意圖是為了尋找工作,但沒有證據顯示她曾實質使用該偽造身份證。原審裁判官判處她監禁12個月,上訴人就此判刑提出上訴。
申請人徐招貴於2011年8月6日在旺角長旺道街市扒竊一名73歲女士,偷取港幣380元現金。他被巡邏警員當場截停及逮捕,並在警誡下承認控罪。申請人其後承認一項盜竊罪,並被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判處20個月監禁。申請人就判刑申請上訴許可。
本案涉及一宗離婚後的附屬濟助 (ancillary relief) 申請。丈夫與妻子於1996年結婚,婚姻持續14年,育有兩子。丈夫在婚前已累積大量資產,包括Welton USA的股份和柴灣物業 (Chaiwan Property)。婚姻期間,丈夫的Welton USA分派的款項(約1.5億港元)用於償還柴灣物業的按揭貸款,並彌補Welton Electronics的虧損,以及支付家庭開支。妻子在婚姻期間為全職家庭主婦。原審法官裁定雙方總資產約2.92億港元,並命令丈夫向妻子支付130,318,980港元的一次性付款,並將總資產按45%(妻子)和55%(丈夫)的比例分配。丈夫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主要爭議點在於原審法官在分配資產時,錯誤地將婚前資產納入均等分配原則 (sharing principle) 的考量。
申請人Joned Asri(又名Tri Wahyu)於2010年5月5日被發出遞解離境令,並於同年5月17日被遞解出境至印尼。然而,他其後多次使用不同身份(Joned Asri)非法入境香港,共達十次。他於2012年3月14日被捕,並被控十項違反遞解離境令(breach of deportation order)罪名。申請人對所有控罪認罪,原審區域法院法官判處總刑期59個月監禁。申請人就刑期提出上訴。
申請人甘永賢因三項非禮罪在區域法院被判處監禁20個月。受害人為兩名年幼女童,她們到申請人家中學習鋼琴。申請人對所有控罪均認罪。其中一項非禮罪涉及一名9歲女童W,申請人將其上衣掀起並觸摸其身體,更以硬物插入其私處。另一項非禮罪涉及一名5歲女童C,手法類似。申請人曾被診斷患有專注力不足及行為問題,智力屬中下水平。區域法院法官在判刑時考慮到申請人的智力水平及專家報告,給予了顯著的減刑。
原告PAUL Y. MANAGEMENT LIMITED(保華管理有限公司)向第一被告ETERNAL UNITY DEVELOPMENT LIMITED(永聯發展有限公司)提供一筆港幣1,000萬元的貸款,並由第二及第三被告作擔保。貸款協議(Loan Deed)訂明於2005年12月24日還款,後延期至2006年2月25日。被告未能還款,原告遂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並獲判勝訴。被告提出上訴,聲稱該筆貸款是保華集團(Paul Y Group)與第二被告之間「總協議」(Master Agreement)的一部分,該協議旨在為第二被告控制的ER 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ER Estate)在北京的「嘉裕苑」房地產項目提供高達人民幣4.2億元的融資,以解決其財政困難並完成項目。被告認為該筆貸款尚未到期,且保華集團違反了總協議,未能提供全部承諾的融資,導致被告蒙受損失。
申請人是一名巴基斯坦國民,於2006年非法進入香港。他於2008年提出根據《禁止酷刑公約》(CAT) 的不驅回聲請 (non-refoulement claim)。2014年統一審核機制 (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 實施後,其聲請被轉為不驅回聲請。申請人聲稱若被遣返巴基斯坦,將面臨生命危險或被捕,因為其家人在選舉中未投票給一名叫Sikandar的人,且Sikandar錯誤指控他殺害其兒子。入境事務處處長(下稱「處長」)於2015年和2016年拒絕其聲請,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不驅回聲請呈請辦事處(下稱「委員會」)於2017年駁回其上訴。申請人隨後向上訴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許可,但被原訟法庭法官拒絕。
上訴人梁淑敏(26歲)於2001年5月29日在區域法院承認9項盜竊罪及1項企圖盜竊罪,涉及總金額分別為43萬港元及200萬港元。她於1999年9月受僱於一間工料測量師事務所,擔任董事賴先生的私人秘書。在兩個月內,她開始偽造賴先生的簽名,開出支票給自己。她持續盜竊,直到2000年5月9日,她企圖盜竊200萬港元時被銀行發現。上訴人向警方承認罪行,並表示除了5萬港元外,所有贓款都用於購買衣物、手錶和手袋。她已將未花費的贓款交還警方,警方亦檢獲了她用贓款購買的物品。在判刑前,上訴人已透過家人償還了所有盜竊所得的43萬港元。
本案涉及三宗扒竊(theft by pickpocketing)上訴申請,三名申請人Duong Van Dung、Doan Van Do及Nguyen Huu Dung均在區域法院承認扒竊罪。Duong額外承認一項抗拒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三宗案件的扒竊行為均發生在旺角人多擠迫的購物區,且三名申請人均有多次扒竊前科。區域法院法官在判刑時,考慮到扒竊罪行的普遍性(prevalence),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Organised and Serious Crimes Ordinance, Cap. 455, "OSCO")第27條加重刑罰。三名申請人均就判刑提出上訴,認為原審法官採用的量刑起點過高。
本案涉及三宗扒竊(theft by pickpocketing)上訴申請,三名申請人Duong Van Dung、Doan Van Do及Nguyen Huu Dung均在區域法院承認扒竊罪。Duong額外承認一項抗拒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三宗案件的扒竊行為均發生在旺角人多擠迫的購物區,且三名申請人均有多次扒竊前科。區域法院法官在判刑時,考慮到扒竊罪行的普遍性(prevalence),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Organised and Serious Crimes Ordinance, Cap. 455, "OSCO")第27條加重刑罰。三名申請人均就判刑提出上訴,認為原審法官採用的量刑起點過高。
本案涉及三宗扒竊(theft by pickpocketing)上訴申請,三名申請人Duong Van Dung、Doan Van Do及Nguyen Huu Dung均在區域法院承認扒竊罪。Duong額外承認一項抗拒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三宗案件的扒竊行為均發生在旺角人多擠迫的購物區,且三名申請人均有多次扒竊前科。區域法院法官在判刑時,考慮到扒竊罪行的普遍性(prevalence),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Organised and Serious Crimes Ordinance, Cap. 455, "OSCO")第27條加重刑罰。三名申請人均就判刑提出上訴,認為原審法官採用的量刑起點過高。
本案涉及兩宗關於子女的訟費上訴。母親(呈請人)與父親(答辯人)育有一子一女。母親在2010年11月提出離婚訴訟(第一宗訴訟),要求獨自管養及照顧子女。父親反對。2011年9月,法院批准母親基於分居一年並獲同意而提出新的離婚訴訟(第二宗訴訟),第一宗訴訟的訟費則予以保留。在第二宗訴訟中,母親再次要求獨自管養及照顧子女,父親則要求共同管養及照顧子女。在管養權聆訊中,父親未有披露其女友懷孕並將與其嬰兒一同入住婚姻居所的事實,法官對此表示嚴厲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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