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結與暴動的共同目的？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盧建民、黃家駒 (FACC 6/2021) 及 律政司司長 訴 湯偉雄、杜依蘭、李宛叡 (FACC 7/2021)
• 法院：香港終審法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 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兩宗合併審理的終審刑事上訴，均關乎《公安條例》第18條（非法集結）及第19條（暴動罪）的詮釋。第一宗為盧建民案，他因2016年旺角砵蘭街的暴動被判罪成，其上訴被駁回後獲准向終審法院上訴。第二宗為湯偉雄案，他因2019年德輔道西的暴動被控，但獲判無罪，律政司司長就法律問題轉介上訴法庭尋求意見後，湯偉雄獲准向終審法院上訴。兩案爭議點重疊，主要圍繞「共同目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的適用性，以及「身處現場鼓勵」是否構成罪行。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核心法律爭議在於《公安條例》下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的構成元素，特別是：(i) 是否必須證明被告人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存在「共同目的」；(ii) 「共同犯罪計劃 (common criminal enterprise)」原則是否適用於該兩項法定罪行，以及被告人不在場時能否確立罪責；(iii) 被告人未作出明文禁止行為，僅「身處現場鼓勵」是否可被裁定有罪。盧建民一方主張須證明額外共同目的，並質疑共同犯罪計劃的適用性。律政司司長則認為無需額外共同目的，且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應適用於不在場者。

判決理由

終審法院裁定，《公安條例》第18條及第19條下的非法集結及暴動罪均屬「參與式罪行 (participatory offences)」，要求被告人有「參與其中的意圖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即意圖成為集結一份子並參與或助長受禁行為。法院明確指出，無需證明「額外的共同目的 (additional common purpose)」。對於「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法院認為其基本形式 (BJE) 不適用於在場或不在場的被告人，因其與法定罪行的「參與」元素重疊且可能造成混淆。然而，擴大形式的共同犯罪計劃 (EJE) 在特定情況下可能適用於更嚴重的罪行。法院強調，不在場者仍可依據從犯或未遂罪行（如煽惑、串謀）承擔法律責任。單純身處現場不足以構成「參與」或鼓勵，但言語、標誌或手勢的鼓勵則可能構成。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HKSAR v Leung Chung Hang Sixtus [2021] HKCFA 24，闡述了非法集結罪的元素及「相當可能」的客觀評估標準。HKSAR v Chan Kam Shing (2016) 19 HKCFAR 640則解釋了普通法下「共同犯罪計劃」的基本形式和擴大形式。R v Howell [1982] QB 416被引用以闡明「破壞社會安寧 (breach of the peace)」的構成，但法院擴大了其適用範圍。此外，亦引用了R v Abdul Mahroof (1989) 88 Cr App R 317處理公訴書未提及其他參與者的情況。

裁決與命令

終審法院駁回盧建民的上訴，維持其暴動罪定罪。對於湯偉雄案，法院就律政司司長轉介的法律問題作出裁決，闡明了相關法律原則，但由於湯偉雄已被判無罪，故無需作出任何相應命令。法院強調，公訴書未提及不知名參與者可能構成重大不當之處，但本案盧建民的證據充分，適用但書條款。

判決啟示

本判決澄清了《公安條例》下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的關鍵法律原則，特別是排除了「額外共同目的」的要求，並限制了「共同犯罪計劃」基本形式的適用。它強調了這些罪行的「參與式」性質，並闡明了不在場者仍可通過從犯或未遂罪行承擔法律責任。判決還擴大了「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使其涵蓋對財產的暴力行為，即使物主不在場。這對未來處理涉及大規模、流動性強的公共秩序事件的檢控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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