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結與暴動，共同目的與共同犯罪？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HKSAR v LEUNG TIN KEI (梁天琦) and LO KIN MAN (盧建民);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ONG WAI HUNG (湯偉雄) and TO ELAINE (杜依蘭) and LEE YUEN YUI, NATALIE
• 法院：香港終審法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 法官：張舉能首席法官、Ribeiro常任法官、Fok常任法官、林文瀚常任法官、Lord Sumption非常任法官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兩宗上訴，均關乎《公安條例》(Public Order Ordinance, POO) 第18條非法集結罪及第19條暴動罪。首宗上訴（「盧案」）中，盧建民因2016年2月8日至9日在旺角發生的暴動被裁定暴動罪成，其上訴被駁回後獲終審法院批准上訴。第二宗上訴（「湯案」）中，湯偉雄因2019年7月28日在德輔道西發生的暴動被控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經審訊後獲判無罪。律政司就此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呈述兩項法律問題，上訴法庭提供意見後，湯偉雄獲終審法院批准上訴。兩宗案件因涉及重疊的法律問題而合併審理。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主要法律爭議點包括：(一) 非法集結及暴動罪是否需要證明被告與其他集結人士之間存在「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二) 「共同犯罪」(joint enterprise) 原則是否適用於該兩項罪行，以及該原則是否允許在被告不在場的情況下確立法律責任；(三) 被告是否僅憑「在場鼓勵」(encouragement through presence) 而無具體行為，即可被裁定暴動罪成。盧建民一方主張需證明「外在共同目的」，而控方則認為只需證明「參與意圖」。

判決理由

終審法院裁定，《公安條例》第18及19條的非法集結及暴動罪是「參與性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s)，被告必須證明其「參與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即有意圖與其他集結人士一同參與或促成違法行為。條例旨在取代普通法，並明確排除證明「外在共同目的」的要求。法院進一步裁定，「共同犯罪」的基本形式不適用於此兩項罪行，因其與條例中「參與」的行為要件不符，且會造成重複和混淆。然而，「共同犯罪」的擴展形式在特定情況下可能適用於更嚴重的罪行。被告作為主犯必須在場，但不在場者仍可因教唆、協助或串謀等次要或未完成罪行而負上法律責任。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多宗案例，包括 HKSAR v Leung Chung Hang Sixtus [2021] HKCFA 24，以闡釋非法集結罪的構成要素。此外，法院亦參考了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v Vagliano Brothers [1891] AC 107，強調在解釋編纂性條例時應以條文本身為依歸。在討論「共同目的」時，引用了 R v Graham and Burns (1888) 16 Cox CC 420 及 Field and Others v The Receiver of Metropolitan Police [1907] 2 KB 853 等普通法案例。對於「共同犯罪」原則，則引用了 HKSAR v Chan Kam Shing (2016) 19 HKCFAR 640 及 Sze Kwan Lung v HKSAR (2004) 7 HKCFAR 475。在「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上，則引用了 R v Howell [1982] QB 416。

裁決與命令

終審法院駁回盧建民的上訴，維持其暴動罪的定罪。對於湯偉雄案，法院就律政司呈述的法律問題作出裁決，確認「共同犯罪」的基本形式不適用於非法集結及暴動罪，但擴展形式在特定情況下可能適用。法院亦澄清了「在場鼓勵」及「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由於湯偉雄已被判無罪，故無需作出任何後續命令。

判決啟示

本判決澄清了《公安條例》下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的關鍵法律要素，特別是排除了「外在共同目的」的要求，並明確了「共同犯罪」原則基本形式的不適用性。判決強調了這些罪行的「參與性」本質，要求被告必須在場並有「參與意圖」。同時，判決也重申了不在場者仍可透過次要或未完成罪行承擔法律責任，並對「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作出了更廣泛的解釋，以應對現代社會秩序混亂的複雜情況。判決亦處理了起訴書中未提及「身份不明人士」的程序性問題，並在盧案中應用了但書條款。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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