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運危險藥物判囚多久是否過重？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HKSAR v Quintero Bernal Diego-Jhovanny
• 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Court of Appeal, CA)
• 法官：Zervos JA

案情摘要

申請人Quintero Bernal Diego-Jhovanny（D1）及其女友Jimenez Sosa Angelica-Maria（D2）因販運危險藥物被捕。他們從哥倫比亞經聖保羅抵達香港國際機場時，被海關人員截獲，並在其體內發現藏有可卡因。申請人承認吞食了73粒毒丸，內含740克可卡因，以償還欠Mauricio Arango Ospina（Ospina）的債務。他聲稱是受到Ospina的威脅才運送毒品。申請人最初申請上訴定罪，後撤回，轉而申請逾期上訴判刑，理由是判刑過重，且原審法官未充分考慮脅迫（duress）作為減刑因素，亦未考慮其為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受害者的可能性。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主要法律爭議為申請人逾期上訴判刑的申請是否應獲批准。申請人提出三項上訴理據：原審法官未將脅迫作為減刑因素並給予適當減刑；法官錯誤地未考慮申請人為人口販運受害者；以及整體判刑不公平、不平衡及不公正。控方則認為申請人延誤申請沒有充分理由，且其上訴理據缺乏實質理據。

判決理由

法庭認為，申請人逾期申請上訴判刑沒有充分理由，因為他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獲得法律意見和代表，且其延誤是戰術性決定。儘管如此，法庭仍審視了上訴理據的實質。法庭裁定，原審法官在量刑時已考慮到申請人所面臨的威脅，並在起點刑期中給予了6個月的減免，而非如申請人所稱將脅迫因素歸入認罪折扣。此外，原審法官給予了申請人三分之一的認罪折扣，以及因協助當局和參與戒毒計劃而給予額外減免，總體折扣約為39%，顯示判刑已屬寬大。對於人口販運受害者的主張，法庭重申香港的量刑政策不輕易將此類個人情況作為減刑因素，且申請人未在原審階段提出此主張。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以下案例：

• HKSAR v Abdallah [2009] 2 HKLRD 437：關於販運可卡因的量刑指引。
• HKSAR v Herry Jane Yusuph [2021] 1 HKLRD 290：關於毒品信差角色的量刑起點及步驟。
• 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LRD 1：關於認罪折扣的指引。
•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an Hoi Ming [2017] 1 HKLRD 1205：關於脅迫或威脅作為減刑因素的考慮。
• R v John Taonis (1974) 59 Cr App R 160：關於脅迫或威脅作為減刑因素的考慮。
• HKSAR v Yip Chu Sum, unrep., CACC 367/2001, 13 June 2002：關於脅迫或威脅的權重。
• R v Hansan [2005] UKHL 22：關於脅迫在量刑中的考慮。
• HKSAR v Chung Ping Kun [2014] 6 HKC 106：關於國際販毒元素的加刑指引。
• HKSAR v Raman Kapusamy, unrep., CACC 32/2020 and CAAR 2/2022, 22 April 2024：關於人口販運受害者在量刑中的考慮。
• ZN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20) 23 HKCFAR 15：關於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識別和協助。
• HKSAR v Lee Ming Ho [2024] 1 HKLRD 1186：關於量刑第六步的解釋。

裁決與命令

上訴法庭駁回申請人逾期上訴判刑的申請。法庭認為申請人提出的所有上訴理據均不具合理可辯性。法庭亦提醒申請人有權向上訴法庭再次申請逾期上訴判刑，但需承擔可能被命令扣減上訴期間在囚時間的後果。

判決啟示

本案重申了香港法院在處理毒品販運案件量刑時的嚴謹態度，即使被告聲稱受到脅迫或為人口販運受害者，法院也會審慎評估其主張。法庭強調，量刑政策旨在打擊國際販毒，不輕易將個人脆弱性作為減刑因素，以免被販毒集團利用。此外，法庭明確指出，被告若欲提出人口販運受害者主張，應在被捕後立即向有關當局提供充分坦誠的解釋及相關證據。

免責聲明

本摘要由人工智能自動生成，內容可能存在錯誤或遺漏，僅供參考，不構成法律意見。如需法律建議，請諮詢合資格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