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謀詐騙罪如何證明參與？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余禮賢 及 伍臨添
• 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Court of Appeal, CA)
• 法官：鄧國楨副庭長、張澤祐法官、袁家寧法官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三名被告人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 (conspiracy to defraud)。第一被告人余禮賢是余氏天成企業有限公司（「余氏」）的總經理，第二被告人伍臨添是余氏的支援監督。余氏於2003年12月投標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98個康樂場所的清潔合約，合約期三年，總值2,811萬元。合約規定余氏須向清潔工人支付不低於每月5,081元的工資。然而，余氏在合約生效初期便剋扣工人薪金，並向康文署提交虛假工資月報表，聲稱已按合約支付工資，以誘使康文署發放每月服務費。康文署發現工人投訴工資不足後，曾與余氏會面，但余氏仍堅稱已按合約支付。原審區域法院法官裁定三名被告人罪名成立，第一被告人被判監禁12個月，第二被告人被判監禁15個月，第三被告人被判監禁10個月（其後放棄上訴）。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向上訴法庭申請判罪上訴許可。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於，儘管串謀詐騙罪行本身的存在及控方有足夠表面證據，但控方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參與了該串謀。第一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質疑原審法官未充分考慮其他合理推斷，並錯誤接納第一被告人的口頭陳述。第二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則辯稱其當事人發放差額僅屬善後工作，而非串謀的一部分。

判決理由

上訴法庭駁回上訴許可申請，認為原審法官的裁決並無不妥。法庭指出，原審法官是根據所有證據，包括第一被告人的口頭陳述及其在公司中的職位和參與的會議，以及第二被告人向工人發放差額時的言行，作出「唯一不可抗拒的合理推斷」 (irresistible inference) 認定兩名申請人均為串謀者。法庭強調，控方不需證明被告人知悉串謀的所有細節，只需證明其在關鍵時間內知悉訂明工資、工人未獲全數支付、第二、三被告人隱瞞事實並虛假聲稱已支付，以及作為最高級負責人，他同意此行為且不加以阻止，意圖損害康文署權益，且其行為是不誠實的。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以下案例，以闡明串謀罪行的證明標準：

• R v Gemmell [1985] 2 NZLR 740, 744-745
• Siracusa [1990] 90 Cr App R 340, 349
• R v Sheik Abdul Rahman Bux [1989] 1 HKLR 1, 7I 這些案例支持了控方不需證明被告人知悉串謀所有細節，只需證明其為串謀者之一的原則。

裁決與命令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駁回第一及第二被告人（余禮賢及伍臨添）的判罪上訴許可申請。原審區域法院的定罪維持不變。

判決啟示

本案重申了串謀詐騙罪中，控方不需證明被告人知悉串謀的所有細節，只需證明其為串謀者之一的原則。法庭可根據環境證據、被告人的言行及職位，作出「唯一不可抗拒的合理推斷」來認定被告人參與串謀。即使被告人保持緘默，法庭仍可根據現有證據作出推斷，而無需臆測缺乏證據的情況。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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