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718 宗 上訴 範疇嘅香港指標案例。
按引用次數、法院級別與案例權威性排序，並非完整案例目錄。
上訴人於2016年1月13日因被搜出藏有9.56克甲基苯丙胺（俗稱「冰」）、19.42克氯胺酮及0.08克含氯胺酮粉末，以及吸食危險藥物的器具，被控非法販運危險藥物及管有吸食器具。審訊時，上訴人辯稱毒品乃自用。法官裁定販運罪不成立，但管有危險藥物及吸食器具罪成立。上訴人曾於1995年及2008年兩度被判入戒毒所，並於2015年因照顧病重丈夫及家庭問題而復吸。原審法官考慮到上訴人有長期毒癮，並接納戒毒所報告建議，判處上訴人進入戒毒所接受治療。
本案涉及2007年8月25日晚，一群年輕人在牛頭角某屋邨伏擊另一群青年，導致一名17歲青年吳宇熙（Wu Yu Hei）被金屬水管襲擊致死。五名申請人被控謀殺或誤殺。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申請人被裁定謀殺罪成，第三申請人被裁定誤殺罪成。本判決處理各申請人就定罪及判刑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事件起因是「Billy」的幫派與「Lo Shu Fat」的幫派之間的衝突，吳宇熙是後者成員。Billy的幫派策劃了報復性襲擊，並分發了金屬水管。
本案涉及新界原居民劉秀長（已故）的遺產繼承權。劉秀長於1943年去世，遺下妻子及兩名女兒（原告及第二被告）。其妻於1987年去世。劉秀長無男性子嗣。第一被告是劉秀長的侄子，聲稱根據《新界條例》第17條及中國傳統習俗，他作為劉秀長最近的男性親屬有權繼承遺產。原告和第二被告則認為她們作為劉秀長僅存的子女，有權繼承其遺產。地政主任曾裁定女兒無權繼承，合法繼承人必須是男性。原告遂於1992年提出訴訟，要求聲明她與第二被告有權繼承遺產。
本案涉及一宗離婚訴訟中的附屬濟助申請。丈夫（答辯人）與妻子（呈請人）於2010年結婚，並於2015年以妻子名義購入婚姻居所。雙方各出資500萬港元，妻子母親出資500萬港元（丈夫稱是贈予，妻子稱是貸款）。婚姻於2017年破裂，丈夫遷出。2019年9月，妻子提出離婚呈請。同年10月，丈夫申請附屬濟助，要求將婚姻居所轉讓給他，並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了附屬濟助通知書（AR notice）。妻子其後收到第三方以2,600萬港元購買該物業的要約，並向家事法庭申請撤銷該通知書，理由是擔心物業市場下跌會造成損失。家事法庭法官於2019年12月23日發出撤銷命令（Vacate Order），因丈夫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承諾書。
本案涉及一宗離婚訴訟中的附屬濟助申請。丈夫（答辯人）與妻子（呈請人）於2010年結婚，並於2015年以妻子名義購入婚姻居所。雙方各出資500萬港元，妻子母親出資500萬港元（丈夫稱是贈予，妻子稱是貸款）。婚姻於2017年破裂，丈夫遷出。2019年9月，妻子提出離婚呈請。同年10月，丈夫申請附屬濟助，要求將婚姻居所轉讓給他，並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了附屬濟助通知書（AR notice）。妻子其後收到第三方以2,600萬港元購買該物業的要約，並向家事法庭申請撤銷該通知書，理由是擔心物業市場下跌會造成損失。家事法庭法官於2019年12月23日發出撤銷命令（Vacate Order），因丈夫未能在指定日期前提交承諾書。
申請人馮偉業（第二被告）在區域法院承認32項盜竊信用卡罪及1項串謀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他於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20日期間，在公共游泳池更衣室的儲物櫃盜竊了32張信用卡。他使用萬能鑰匙開啟儲物櫃，並將盜來的信用卡交給第三被告，再由第三被告轉交給包括第一被告在內的其他人士，用於在商店（主要是Apple Store）購買iPhone和禮品卡。購買的物品會交還給申請人轉售，所得收益約三分之二歸申請人所有。涉案貨物總值約港幣66萬元。申請人因欠下80萬元債務，被高利貸集團要求盜竊信用卡。
上訴人成柏傑於2018年4月16日在區域法院承認五項有意圖而縱火罪及一項刑事恐嚇罪。他因不滿鄰居X及Y，在2017年8月5日至8月31日期間，多次在其居住的大廈內縱火，從最初燒毀自家物品，到後來使用助燃劑並針對鄰居財物縱火。在被捕還押期間，上訴人更向鄰居X發出恐嚇信。上訴人有精神分裂症病史，但精神科報告指其精神狀況穩定。區域法院法官判處上訴人總刑期46個月監禁。上訴人獲上訴法庭單一法官就刑罰給予上訴許可。
本案申請人為一對夫婦，分別為第一被告（D1）吳鎮濤及第四被告（D4）鄭婉儀。D1被控四項串謀詐騙罪及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D4則被控17項處理已知或相信為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控方指控D1策劃一項認股權證推銷計劃，透過在內地設立的辦公室，利用「人頭戶口」進行虛假交易，製造活躍交易的假象，誘使投資者入市，並從中獲利。D4則被指處理該計劃所得的巨額現金。審訊期間，關鍵控方證人CCH拒絕作證，其後揭發廉政公署（ICAC）人員曾對CCH進行不當引導及教唆作假證供。D1及D4因此提出上訴，指審訊過程構成程序濫用，並要求撤銷定罪。
上訴人（D3）於2018年10月19日被捕，當時警方在其住所內發現大量危險藥物及製毒工具。D3承認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第2及第3控罪）及一項製造危險藥物罪（第4控罪）。第2控罪涉及D1攜帶離開住所的毒品，第3控罪涉及住所內發現的毒品，而第4控罪則涉及住所內的製毒活動。政府化驗師確認D3的指紋和DNA在製毒工具及毒品包裝上，並指出住所內可能進行了「可卡因裂解」過程。所有檢獲的危險藥物估計市值超過3,800萬港元。原審法官認為D3是整個製毒及販毒活動的「保管人」，並非一次性行為，而是相當大規模的運作。
申請人（原告人）以已故謝文豪遺產承辦人身份，向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被告人）索償謝文豪生前購買的人壽保險。被告人以謝文豪投保時未如實披露健康狀況為由，廢止保險合約並拒絕索償。原告人於區域法院提出訴訟，追討50萬港元保險金。區域法院裁定投保人失實陳述及未作關鍵披露，被告人可撤銷合約，駁回原告人申索。原告人申請上訴許可被拒後，現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
本案源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一宗訴訟，上訴法庭在2015年1月29日及2015年9月24日已就實體爭議作出判決。在2015年9月24日的判決中，上訴法庭裁定勝訴的被告不應獲得原訟法庭訴訟的全部訟費，理由是該判決第21(c)至(e)段所列事項。法庭隨後邀請各方就全球評估（global assessment）下調訟費的百分比提交進一步陳詞。
本案源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一宗訴訟，上訴法庭在2015年1月29日及2015年9月24日已就實體爭議作出判決。在2015年9月24日的判決中，上訴法庭裁定勝訴的被告不應獲得原訟法庭訴訟的全部訟費，理由是該判決第21(c)至(e)段所列事項。法庭隨後邀請各方就全球評估（global assessment）下調訟費的百分比提交進一步陳詞。
本案涉及原告向上訴法庭申請逾期提交上訴許可通知書，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14年8月21日作出的判決提出上訴。此前，第六被告已提出類似申請，但於2015年1月29日被駁回。原告的申請基於與第六被告相同的理據。此外，上訴法庭需處理原訟法庭訟費判決中懸而未決的事宜，特別是關於成功被告方應否獲得全額訟費的問題。
本案涉及原告向上訴法庭申請逾期提交上訴許可通知書，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14年8月21日作出的判決提出上訴。此前，第六被告已提出類似申請，但於2015年1月29日被駁回。原告的申請基於與第六被告相同的理據。此外，上訴法庭需處理原訟法庭訟費判決中懸而未決的事宜，特別是關於成功被告方應否獲得全額訟費的問題。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本案涉及七宗上訴案件，源於高等法院於1994年4月19日對余民先生（上訴人）作出的敗訴命令及訟費支付命令。余先生因拒絕支付訟費，導致法庭於2000年7月6日作出收樓令。余先生就此提出上訴，但均告失敗，最終被終審法院於2002年7月31日駁回。余先生於2006年10月23日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逾期許可，以針對上訴法庭於2006年5月30日就該七宗上訴案頒下的判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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