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結判刑是否必須涉及暴力？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律政司司長 訴 CHUNG KA HO (鍾嘉豪)
• 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Court of Appeal, CA)
• 法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

案情摘要

答辯人鍾嘉豪於2019年10月31日參與一場約四至五百人的非法集結，並堵塞馬路。警方多次警告後，示威者仍拒絕散去。答辯人當時身穿深色衣物、蒙面，站在示威人群最前排，曾拾起麻包袋扔到馬路中心。警方推進時，答辯人被捕，其背囊中搜出可組合木棍。答辯人其後承認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原審裁判官判處其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司長不滿判刑過輕，向上訴法庭申請覆核。

核心法律爭議

申請人律政司司長提出覆核，主要爭議原審裁判官低估了本案的嚴重性，未有充分考慮懲罰和阻嚇的判刑元素，並錯誤評估答辯人的刑責，導致判處社會服務令屬原則性錯誤及明顯不足。答辯人則辯稱，原審裁判官已全面審視案情，認定集結「溫和」且不涉暴力，判處社會服務令在其權限內，並指黃之鋒案的原則不適用於不涉實質暴力的非法集結。

判決理由

上訴法庭裁定，原審裁判官對黃之鋒案的理解有誤，錯誤地認為不涉及實質暴力或暴力程度輕微的非法集結就不嚴重。法庭強調，非法集結罪的控訴要旨（gravamen）在於參與者恃著人多勢眾對公共秩序構成威脅，其目的具先發性（pre-emptive），旨在制止社會安寧的破壞於萌芽階段。即使沒有實質暴力，但若情況可能一觸即發，仍屬嚴重個案。法庭指出，蒙面、人數懸殊、挑釁行為、特殊日期及高風險地點均為加重罪責的因素。原審裁判官未全面掌握這些因素，導致嚴重低估了案件嚴重性及答辯人個人罪責，屬原則性錯誤。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主要引用了律政司司長 訴 黃之鋒 (2018) 21 HKCFAR 35，闡明非法集結罪的判刑原則，特別是懲罰和阻嚇的重要性。此外，亦引用了Leung Kwok Hung (No 2) [2020] 2 HKLRD 771，討論蒙面行為對非法集結嚴重性的影響，以及HKSAR v Tang Ho Yin [2019] 3 HKLRD 502，指出人數懸殊可能導致暴力升級的風險。這些案例共同確立了非法集結罪的控訴要旨及其判刑考量。

裁決與命令

上訴法庭批准律政司司長的刑期覆核申請，撤銷原審裁判官判處的社會服務令。法庭改判答辯人鍾嘉豪即時入獄3個月。法庭以6個月為量刑基準，因答辯人認罪扣減三分一至4個月，再酌情減免1個月，考慮到他已完成8小時社會服務。

判決啟示

本判決重申了非法集結罪的「先發性」本質，強調即使沒有實質暴力，若存在潛在暴力風險，法庭仍須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判決澄清了黃之鋒案的適用範圍，指出其原則不僅限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法庭詳細列舉了判斷非法集結嚴重性的多項因素，包括蒙面、人數懸殊、挑釁行為、特殊日期和地點，對未來同類案件的判刑具有指導意義。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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