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維安
被告人黃維安及其合夥人經營三間科技公司，從恆生銀行獲得約3,500萬港元的信貸融通。2010年8月，銀行要求四名股東簽署貸款確認書以增加抵押品。由於兩名內地股東當時因走私罪被扣押而無法簽署，被告人擅自冒簽其姓名並提交予銀行，以維持公司的融資安排及其個人生計。
本案的核心 legal issue 在於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條例》第16A條下的欺詐罪。辯方主張：(1) 銀行延長信貸是基於足夠抵押品而非被「誘使」 (inducement)；(2) 該行為並未導致銀行蒙受「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substantial risk of prejudice)。
法官認為，被告人冒簽是為了隱瞞內地股東被扣押的事實，而銀行職員證供顯示其會核對簽名，若發現簽名缺失或偽造，銀行可能會終止融資。因此，欺騙行為在被騙者心中起作用，構成法律上的 inducement。關於不利影響，法官指出銀行被剝奪了降低風險的機會，且後續戶口出現大量透支及申請被告人破產，證明存在實質經濟損失及權利受損。
引用鄭保恩案確立欺騙必須是 effective 且在被騙者心目中起作用；引用范銘基案 (CACC 319/2015) 說明 deceit 不必是唯一誘因，只要是 contributing factor 即可；引用區維坤案 (CACC 456/2009) 釋義 substantial risk of prejudice；以及 Chan Chun Hong [2006] 1 HKLRD 346 說明權利受損比經濟損失更根本。
被告人被裁定欺詐罪罪名成立。
本案強調在 Fraud 案件中，inducement 不需要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只要欺騙行為對受害者的決定產生影響即可。同時，substantial risk of prejudice 的判定不僅看實際經濟損失，更看重受害者權利是否受損（如被剝奪風險管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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