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資料可否用於刑事？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HKSAR v Lee Ming-Tee and Tse Chu-Fai, Ronald
• 法院：終審法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 法官：李國能首席法官、包致金常任法官、陳兆愷常任法官、列顯倫常任法官、梅師賢非常任法官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兩名答辯人，他們被控串謀詐騙及發布虛假帳目聲明。控罪與1990至1991年間，聯合集團旗下上市公司發行及配售大量股份的四宗交易有關。第一答辯人為聯合集團控股公司AGL的控股股東、主席兼董事，第二答辯人為AGL董事兼財務總監。廉政公署（SFC）主席向財政司建議委任審查員調查聯合集團事務。財政司委任審查員，並成立督導小組監察調查。審查員在調查期間，將取得的資料轉交警方，警方並根據這些資料取得搜查令。財政司其後在刑事訴訟展開前，發布了審查報告，並舉行記者會，導致廣泛的負面報導。原審法官彭鍵基法官裁定永久擱置（permanently stayed）刑事訴訟，理由是審查員濫用權力及審查報告的發布造成審前偏見，導致無法進行公平審訊。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主要法律爭議圍繞公司條例下審查員權力的範圍，特別是審查員能否將強制取得的資料轉交執法機關，以及這些資料能否被檢控機關作衍生用途（derivative use）。此外，爭議點還包括審查報告的發布是否構成濫用程序（abuse of process），導致無法進行公平審訊，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2)(g)條所保障的自證其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適用範圍。

判決理由

終審法院裁定，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的正確解釋，財政司（透過督導小組）指示審查員將強制取得的證詞和資料提供給警方，以協助檢控，並未超出其法定目的或濫用權力。法院認為，條例第145(3A)條廢除了自證其罪特權，並以直接使用禁制（direct use prohibition）取而代之，但並未禁止衍生用途。法院強調，普通法中並不存在獨立的衍生用途豁免權（derivative use immunity）。對於審前偏見，法院認為原審法官在判斷是否能進行公平審訊時，未能充分考慮時間流逝的治癒作用以及陪審團指引的有效性，因此錯誤地行使了酌情權。法院重申，只有在極端情況下，當公平審訊確實不可能時，才應擱置訴訟。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多個案例來闡述濫用程序、自證其罪特權及審前偏見的原則。其中，《Connelly v DPP》確立了法院防止濫用程序的固有權力。《R v Horseferry Road Magistrates’ Court, Ex parte Bennett》則說明了即使公平審訊可能，法院仍可在極端濫用權力情況下擱置訴訟。《Re Pergamon Press Ltd》和《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闡明了公司審查員的角色及其報告的性質。此外，法院還參考了《Hamilton v Oades》和《Sorby v The Commonwealth》等案例，討論了自證其罪特權被廢除後，衍生證據的使用問題。

裁決與命令

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上訴得直，撤銷原審法官永久擱置訴訟的命令，並將案件發回原訟法庭，由另一位法官審理。法院亦頒布了臨時訟費命令，要求答辯人支付上訴人的訟費，並就訟費問題給予各方提交書面陳詞的機會。

判決啟示

本判決明確了香港《公司條例》下公司審查員的權力範圍，特別是強制取得的資料在刑事訴訟中可否被檢控機關作衍生用途。法院強調，在有明確的直接使用禁制條款下，普通法並無獨立的衍生用途豁免權。判決還重申了擱置刑事訴訟的嚴格標準，尤其是在審前偏見的情況下，法院應充分考慮時間流逝和陪審團指引的治癒作用，而非僅憑官方行為不當就擱置訴訟。這對未來涉及公司調查和刑事檢控的案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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