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簽名真偽及審訊程序公正性？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NINA KUNG alias NINA T.H. WANG v WANG DIN SHIN
• 法院：終審法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 法官：Mr Justice Chan PJ, Mr Justice Ribeiro PJ, Mr Justice Litton NPJ, Sir Noel Power NPJ and Lord Scott of Foscote NPJ

案情摘要

本案涉及王德輝先生（「王先生」）於1990年3月12日訂立的一份中文遺囑（「1990年遺囑」）的真偽。王先生於1990年4月10日被綁架後失蹤。其父王廷歆先生（「父親」）於1999年9月24日提出訴訟，要求確認王先生於1968年訂立的遺囑（「1968年遺囑」）有效，該遺囑指定父親為唯一受益人。王先生的妻子龔如心女士（「妻子」）則提出反訴，要求確認1990年遺囑有效，該遺囑指定妻子為唯一受益人。1990年遺囑是一份手寫的非專業遺囑，由王先生和謝炳炎先生（「謝先生」）簽署作證。謝先生在審訊前去世，但其生前曾就遺囑簽署事宜作出法定聲明和誓章。初審法院和上訴法庭均裁定1990年遺囑為偽造，妻子遂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於1990年遺囑上王先生的簽名是否真實。父親一方主張簽名是偽造的，並指控妻子與謝先生等人串謀偽造遺囑。妻子一方則依賴謝先生的法定聲明和誓章作為直接證據，證明王先生親自簽署了遺囑，並主張父親未能以足夠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偽造指控。雙方均提交了筆跡專家證據，但專家意見存在分歧。法院還需審視初審法官在處理證據時是否存在錯誤，特別是其對「可疑情況」的處理方式。

判決理由

終審法院裁定，初審法官和上訴法庭多數法官在處理證據時存在根本性錯誤。法官錯誤地將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轉嫁給妻子，要求她「消除所有可疑情況」，而非由父親證明偽造指控。法院強調，在涉及嚴重不當行為（如偽造）的指控時，需要達到與指控嚴重性相稱的證據說服力（cogency）。法院認為，謝先生的法定聲明和誓章是證明遺囑簽署的直接證據，其可信性並未被父親提出的論點有效動搖。筆跡專家證據被認為是模棱兩可且不具決定性。法院亦指出，初審法官在未有專家支持下自行判斷筆跡特徵，以及全盤複製一方律師的陳詞，均構成嚴重錯誤，導致審訊不公。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主要引用了以下案例，並闡明了其適用原則：

• Barry v Butlin (1838) 2 Moo PC 480：確立了遺囑認證的舉證責任原則，即遺囑提出方須證明遺囑的有效性。
• Re H (Minors) (Sexual Abuse: Standard of Proof) [1996] AC 563：闡明了在民事訴訟中，當指控涉及刑事或嚴重不當行為時，雖然仍適用「可能性權衡」的證明標準，但證據的說服力必須與指控的嚴重性相稱。
• HKSAR v Lee Ming Tee (2003) 6 HKCFAR 336：強調在根據環境證據推斷欺詐或嚴重不當行為時，推論必須有充分的事實依據，且具有說服力。
• Tyrrell v Painton [1894] P 151：解釋了「可疑情況」原則的適用範圍，主要限於遺囑提出方在遺囑準備過程中受益，且涉及遺囑人是否知情並批准遺囑內容的情況。

裁決與命令

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上訴得直，撤銷下級法院的命令，並命令將王德輝先生於1990年3月12日訂立的遺囑（即初審法官標示為「文件A」的文件）認證為其最後遺囑。法院還就上訴和下級法院訴訟的訟費提交書面陳詞作出了指示。

判決啟示

本案重申了在遺囑認證訴訟中，對偽造等嚴重指控的證明標準，強調證據的說服力必須與指控的嚴重性相稱。法院嚴厲批評了初審法官在審訊中將舉證責任錯誤地轉嫁給一方，並自行充當筆跡專家，以及全盤複製一方律師陳詞的做法，認為這導致了審訊不公。判決也澄清了「可疑情況」原則的適用範圍，避免其被不當擴大。此案對香港法律界處理複雜遺囑爭議和筆跡證據的審訊程序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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