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解離境令是否違反人權法案？

案件基本資料

• 案件名稱：UBAMAKA EDWARD WILSON v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d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 法院：終審法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 法官：馬道立首席法官、陳兆愷常任法官、李義常任法官、鄧楨常任法官、Lord Walker of Gestingthorpe非常任法官

案情摘要

上訴人是一名尼日利亞國民，因販毒在香港被定罪並服刑24年。在服刑期間，他得知尼日利亞有一項新法律，規定在國外被定罪的尼日利亞公民可能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訴。保安局於1999年對上訴人發出遞解離境令，將其遞解回尼日利亞。上訴人於2008年提出司法覆核，質疑遞解離境令的有效性，理由是若被遞解回尼日利亞，他將面臨雙重審判（double jeopardy）及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CIDTP）的實質風險，這將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

核心法律爭議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HKBORO）第11條的範圍和效力，特別是該條款與《香港人權法案》（BOR）第3條（禁止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和第11(6)條（禁止雙重審判）的關係。上訴人認為，第11條違憲，或應被限縮解釋，使其不能排除對BOR第3條和第11(6)條的依賴。答辯方則認為，第11條完全排除了對這些權利的依賴，因為上訴人是無權進入和留在香港的人。

判決理由

終審法院裁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1條在解釋上必須受第5條的規限。由於第5條明確規定BOR第3條所保障的權利（禁止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是不可減免且絕對的權利，即使在國家緊急狀態下亦然，因此第11條不能排除對這些權利的依賴。法院強調，對權利條文應作寬泛解釋，對限制權利的條文應作狹窄解釋。然而，對於BOR第11(6)條（禁止雙重審判），由於其既非不可減免亦非絕對權利，且僅適用於香港境內，故第11條可排除對其的依賴。法院進一步指出，上訴人未能證明他將面臨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實質風險」或「最低嚴重程度」。

引用案例與條文

本案引用了多個案例，包括《Ng Ka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2 HKCFAR 4，確立了憲法性文件應採目的性解釋原則，以及對權利條文應作寬泛解釋，對限制權利的條文應作狹窄解釋。此外，法院還參考了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Soering v United Kingdom》(1989) 11 EHRR 439 和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的《R (Ullah) v Special Adjudicator》[2004] 2 AC 323 等案例，以闡明禁止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絕對性和不可減免性。

裁決與命令

終審法院一致駁回上訴。法院裁定，雖然《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1條不能排除對《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的依賴，但上訴人未能證明他將面臨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實質風險。至於雙重審判的申索，法院裁定第11條排除了對《香港人權法案》第11(6)條的依賴。法院作出臨時訟費命令，不作訟費判令。

判決啟示

本判決確立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1條在解釋上必須受第5條規限，即禁止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權利是不可減免且絕對的，即使對於無權進入和留在香港的人亦然。這對香港的移民法和人權保障具有重要意義，確保了某些核心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受到保護。然而，法院也明確指出，雙重審判的權利不屬於此類絕對權利，且通常不具跨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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