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
B B
DCCC 475/2020
C [2022] HKDC 1039 C
D D
香港特別行政區
E 區域法院 E
刑事案件 2020 年第 475 號
F F
G G
---------------------------------
H 香港特別行政區 H
訴
I I
周柏均（第一被告人）
J J
胡子鍵（第二被告人）
K --------------------------------- K
L L
主審法官： 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
M 日期： 2021 年 12 月 8 日 M
N
出席人士： 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蕭啟業帶領高級檢控官吳加 N
悅，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O O
駱應淦資深大律師帶領黎建華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
P 的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延聘，及劉日成大律師由周啟邦律師 P
Q 事務所以義助服務形式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Q
控罪： [1] 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R R
（Wilfully obstructing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due execution of
S S
his duty） — 第一及第二被告人
T [2] 企圖搶劫罪（Attempted robbery） — 第一及 T
第二被告人
U U
V V
-2-
A A
B B
[3] 企圖從合法羈押逃脫（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lawful
C custody） - 第一被告人 C
D D
-----------------
E 判決書 E
F
----------------- F
G G
1. 本案有兩名被告。第一被告（簡稱辯方）要求控方披露其
H 所持有的若干文件，包括《警察通例》第 29 章及《程序手册》。控 H
方認為他們已披露所要求的部分文件；對於其他被索文件則以內容與
I I
案件無關及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等理由反對披露。
J J
K 背景 K
L L
2. 第一及第二被告共同面對兩項控罪：
M M
N
(1) 控罪一：「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N
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2 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O O
第 36(b) 條；及
P P
Q
(2) 控罪 二:「企圖搶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 Q
《盜竊罪條例》第 19 條及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
R R
例》第 159G 條。
S S
T T
U U
V V
-3-
A A
B B
3. 另外，第一被告獨自面對一項「企圖從合法羈押逃脫」罪，
C 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011 條予以懲 C
處（控罪三）。
D D
E E
辯方的披露申請
F F
4. 2020 年 12 月 23 日，辯方要求控方披露以下的文件及材
G G
料（下稱「辯方第一次披露要求」）[詳見：周啟邦律師事務所致控方
H H
的信件： 附件一]：
I I
(1) 任何關於控方第一證人（即警務人員 A）在關鍵日
J J
期及關鍵地點所發生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結果（下
K 稱「第一類要求文件」）； K
L L
(2) 所有警方關於槍械使用的訓練資料（Police Training
M M
Materials），當中包括《戰術訓練手册》（Tactics
N Training Manual, “TTM”),《內部保安手册》
（internal N
O Security Manual, “ISM”)（下稱「第二類要求文件」）； O
P P
(3) 所有其他相關的通例（“General Orders”）
（下稱「第
Q 三類要求文件」），尤其下列四項文件： Q
R R
(i) 《警察通例》PGO 29 - 01: 使用武力（Use of
S S
Force）；
T T
U U
V V
-4-
A A
B B
(ii) 《警察通例》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C of Police Firearms）； C
D D
(iii) 《警察通例》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
E E
械（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及
F F
(iv)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G G
of Force Continuum）。
H H
I
5. 2021 年 3 月 17 日及 3 月 19 日，控方應辯方要求，列出 I
相關文件和材料，回應指部分辯方要求的文件和材料的內容與本案的
J J
議題無關，而且部分文件和材料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於披露 [詳見：控
K 方致周啟邦律師事務所的信件：附件二及三]；同時送達辯方一份由時 K
L 任政務司司長發出，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的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 L
（下稱「 第一份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該證書說明免於披露的理
M M
由。
N N
O 6. 概括而言，控方就辯方第一次披露要求的立場是： O
P P
(1) 就第一類要求文件，警方就開槍事件有兩份內部報
Q 告，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會就該兩份報告 Q
R
作披露； R
S S
(2) 就第二類要求文件，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
T 會就《戰術訓練手册》（TTM），《武器訓練手册》 T
U U
V V
-5-
A A
B B
（Weapon Training Manual “WTM”）及《內部保安
C 手册》（ISM）作披露； C
D D
(3) 就 第 三 類 要求 文 件 ，控 方 送 達辯 方 一份 經 編 輯
E E
（redacted）的《警察通例》（PGO）第 29 章及《程
F 序手册》（FPM）第 29 章，披露了 PGO 29 - 01 及 F
FPM 29 - 02 （第 1 及 2 段）的內容。至於 PGO 29
G G
- 03, 29 - 04 及 29 - 05； 及 FPM 29 - 02（第 3 至 6
H H
段）， 29 - 05， 29 - 14， 29 - 15 及 29 - 16 的章節，
I 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作披露。而 PGO 及 I
FPM 第 29 章的其他段落內容則與槍械使用無關，
J J
因此不作披露。[註：2021 年 3 月 19 日送達辯方的
K K
PGO 及 FPM 第 29 章，以黑色遮蓋的內容是政務司
L 司長證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 ）涵蓋的範 L
M
圍，而白色留空的內容與槍械使用無關。] M
N N
7. 辯方之後沒再向控方要求作進一步披露。直至第一次審前
O 覆核前不足兩星期的時間，第一及第二被告在各自的書面陳詞要求控 O
方完整披露下列文件或材料（下稱「辯方第二次披露要求」）：
P P
Q Q
(i) 《警察通例》 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of
R Police Firearms）； R
S S
(ii) 《警察通例》 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械
T T
（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U U
V V
-6-
A A
B B
C (iii) 《警察通例》 PGO 29 - 05: 警察開槍 - 報告及調查 C
（Police Open Fire -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
D D
E (iv) PGO 中任何有關 OC Foam（Oleoresin Capsicum） E
F
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Baton）的指引； F
G G
(v)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of
H Force Continuum）； H
I I
(vi) 《程序手冊》FPM 29 - 05: 警察開槍 報告及調查
J J
（Police Open Fire -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
K K
(vii) FPM 中 任 何 有 關 使 用 OC Foam （ Oleoresin
L L
Capsicum）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Baton）的指引；
M M
N (viii) 兩份警方針對本案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第二 N
被告進一步要求 PW1 就調查和為兩份內部調查報
O O
告所作過或衍生之會面筆記、陳述書、調查報告的
P P
副本）。
Q Q
8. 換言之，除了槍械使用文件及警方就開槍事件的兩份內部
R R
報告外，辯方首次要求控方披露警棍及胡椒噴劑（OC Foam）的使用
S S
指引。
T T
U U
V V
-7-
A A
B B
9. 2021 年 11 月 9 日，現任政務司司長就辯方第二次披露要
C 求的文件（PGO 及 FPM 內關乎使用警棍及胡椒噴劑的指引）發出公 C
眾利益豁免權證書（下稱「第二份公眾利益豁免證書」）。
D D
E E
10. 第二被告的律師團隊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知法庭，第
F 二被告不再堅持其披露要求。因此，本聆訊只涉及第一被告的披露要 F
求。控方已向第一被告披露《警察通例》 PGO 29 - 01，而第一被告的
G G
披露要求現只限於完整的：
H H
I (1) 《警察通例》 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of I
Police Firearms）；
J J
K (2) 《警察通例》 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械 K
L （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L
M M
(3) 《警察通例》 PGO 中任何有關使用胡椒噴劑 OC
N Foam（Oleoresin Capsicum）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N
O Baton）的指引；及 O
P P
(4)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of
Q Force Continuum）。 Q
R R
11. 控方反對上述申請，理由是他們所要求的文件或材料與本
S S
案的議題無關，而且基於公眾利益豁免（即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T 免於披露 [見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蕭啟業的書面陳詞]。 T
U U
V V
-8-
A A
B B
C 聆訊範圍 C
D D
12. 控辯雙方同意，如法庭裁定控方毋須披露辯方所索資料，
E 技術上法庭不用再考慮「公眾利益豁免權」。可是，除了《警察通例》 E
F
及《程序手冊》外，原本辯方亦要求控方披露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 F
後來辯方知悉控方已披露所有與調查報告有關的證人供詞，不再堅持
G G
控方披露上述報告。可是，辯方表示盤問很大可能會觸及報告內容；
H H
他們亦希望就已「公諸於世」的部分《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作
I 出盤問。控方表示會因該些資料享有「公眾利益豁免權」，反對有關 I
盤問。 基於上述爭論，雙方同意，就算法庭裁定辯方所索資料毋須
J J
披露，仍應就「公眾利益豁免權」作出裁決；而應考慮的資料，除了
K K
辯方現時索取的資料外，亦包括兩份內部調查報告。雖然第二被告再
L 沒披露申請，法庭的裁決可能對他的盤問有影響。因此，法庭邀請第 L
二被告的大律師發表意見。大律師指她沒有陳詞。
M M
N N
聆訊程序
O O
13. 雙 方 同 意 效 法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梁天 琦 及 其 他 人
P P
（HKSAR v Leung Tin Kei & Others) [2020] 3 HKC 501 一案內的聆訊
Q Q
程序，即整個關乎這個議題的聆訊，根據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
R 例》第 123 條，都在非公開法庭進行。在非公開法庭的聆訊中，雙方 R
可就以下事項陳詞：(1) 披露的相關法律；(2) 法庭應否就相關文件批
S S
准控方行使公眾利益豁免權，免於披露；就個別相關文件應否因公眾
T T
利益豁免權而免於披露的實質審批，為了司法公正和公安所須，控方
U U
V V
-9-
A A
B B
可於一個被告人和辯方律師都避席下的非公開法庭聆訊就控方指稱
C 可因受公眾利益豁免權免於披露的資料作進一步陳述。 C
D D
辯方所索資料是否「需要披露」（disclosable）
E E
F
辯方陳詞 F
G G
14. 辯方指，控方針對第一被告的案情如下：
H H
(1)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有示威者響應網上呼籲參
I I
與所謂的「黎明行動」，意圖癱瘓交通。當天早上，
J J
控方第一證人（PW1）及第二證人（PW2）乘坐警
K 車前往西灣河一帶進行巡邏。 K
L L
(2) 同日約 0719 時，PW1 和 PW2 步行至筲箕灣道、太
M M
安街及成安街交界（「涉事地點」），並發現約 50
N 名黑衣人聚集在太安街路面。現場亦有物品/路障阻 N
塞交通。另外，現場群眾亦有指罵 PW1， 並叫他離
O O
開。
P P
Q (3) 現場亦有兩名蒙面男子，將膠繩捆綁在兩條燈柱 Q
上，阻礙交通。該兩名男子其後逃離現場。然而，
R R
PW1 沒有上前追截；他上前嘗試解開膠繩以疏導交
S S
通。
T T
U U
V V
- 10 -
A A
B B
(4) 突然間，PW1 聽到其後方有一男子大叫「唔好比佢
C 走」。PW1 當時相信自己處於危險的情況，因此他 C
轉身，並手按著配槍。當時有約 10 名人士（部分手
D D
持長形物品）趨向 PW1 方向。
E E
F (5) 其後有一名男子（WP1）走向 PW1，而當時 D1 和 F
D2 緊隨其後。PW1 擔心自己的安全，他拔出配槍
G G
並指向 WP1。由於 WP1 沒有後退跡象， PW1 嘗試
H H
制服 WP1， 但不果。
I I
(6) 這時候， D1 走近 PW1, 並嘗試搶走 PW1 的配槍。
J J
當時 PW1 擔心自己的生命危險和配槍被搶走，因
K K
此向 D1 開槍，D1 隨即倒地。
L L
(7) 其後 PW1 以「搶槍」為由拘捕 D1。在等待救護車
M M
期間， D1 突然逃往成安街方向。 D1 最終被其他警
N N
員制服。
O O
15. 辯方指基於控方的指控及控罪一的元素，本案其中一個
P P
重要議題是 PW1 當時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而這個議題自然包括
Q Q
PW1 在當時的情況直接取出配槍並指向 WP1 或/及 D1 是否正確。辯
R 方認為法庭最起碼須考慮 PW1 有否違反警方有關使用武力（特別是 R
槍械或配槍）的指引。據辯方的理解，他們現要求披露的文件及材料
S S
均與上述議題有直接關係。無論如何，法庭應考慮某些 PGO 及 FPM
T T
U U
V V
- 11 -
A A
B B
的相關部分已經被刊登於法律𢑥編，並公諸於世。困此，PGO 及 FPM
C 的相關部分（全部或部分）不應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C
D D
控方的陳詞
E E
F 16. 控方的陳詞要點是「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F
員」罪的控罪元素並不包括警員在「正當地」執行職務；因此，案發
G G
時 PW1 有否違反任何內部指引，並非本案的議題。因這個課題與案
H H
無關，辯方所要求的文件亦無需披露。控方指，就算「需要披露」，
I 辯方要求的文件及資料應受到「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而且就算 I
不披露，第一被告仍可獲公平審訊。
J J
K K
適用的法律原則
L L
17. 不受爭議的是，有關「披露」的基本法律原則，終審法院
M M
在 HKSAR v Lee Ming Tee (2003) 6 HKCFAR 336，[2003] HKCU 997
N 一案已述明。控方的責任是向辯方披露可能削弱控方案情，或對辯方 N
O 案情有利的資料。須予披露的資料是指控方明智地進行評估後，可視 O
為屬於下列類別的資料（見判詞第 145 至 146 段）：
P P
Q (1) 確實或可能與涉案爭議點有關； Q
R R
(2) 確實或可能引發新的爭議點，而單從控方打算使用
S S
的證據，該爭議點並不顯而易見；及
T T
(3) 實際上有可能帶出關乎上述（1）及（2）項的證據。
U U
V V
- 12 -
A A
B B
C 18. 就此而言，相關的因素包括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此外， C
上述責任並不限於披露可予接納的證據。即使資料本身不能獲接納為
D D
證據，它仍可能帶出其他可獲接納的證據，故此在盤問控方證人的可
E E
信性時可能有關連和有用（第 170 段）。是否披露有關資料是由法官
F 決定，而披露責任是建基於被控人有公平審訊的權利，要保障這權利， F
辯方有權得知控方所掌握的與案爭議點有關的資料（第 139 及 152
G G
段）。何謂與案有關的爭議點，應該從寬考慮。如控方拒絕披露，便
H H
有責任解釋為何不應披露。
I I
19. 辯方已於其「進一步陳詞」第 22(i) 段確認，他們要求披
J J
露的 PGO 及 FPM 與 PW1 的誠信，及第一被告的行為是否出於自衞
K K
無關。他們的披露要求只關乎當時 PW1 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
L 辯方指，這是本案的重要議題，而 PW1 有否正確地跟從指引執行職 L
務不但與該議題密不可分，更很可能引出一連串盤問。因此，控方有
M M
責任披露所索資料。
N N
O 20. 香港法例第 212 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36 條訂明 O
P P
「任何人-
Q Q
(a) …
R (b)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 R
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S S
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2 年。」
T T
U U
V V
- 13 -
A A
B B
21. 辯方沒有提供任何案例，只提及控方援引的香港特別行政
C 區 訴 梁玥睛[2017] 2 HKLRD 1227，第 24 段，並指張慧玲法官分析， C
「一名警員在控制或拘捕一名疑人時，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同
D D
樣應該考慮該警員實際的作為是否只是採用必要而且合理的武力」。
E E
F 22. 控方則援引一系列案例： F
G G
(1) 於 HKSAR v Tam Lap Fai （ 談 立 徽 ） (2005) 8
H H
HKCFAR 216 一案，終審法院清晰述明「故意阻撓
I 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控罪一）的控罪 I
元素如下 [見判詞第 10 段]：
J J
K (i) 警務人員被阻撓； K
L L
(ii) 當時該名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及
M M
N (iii) 被告人是故意地（wilfully）阻撓警務人員。 N
O O
(2) 在上述案內，終審法院援引 Highcliffe v Sheldon
P P
[1955] 1 WLR 1207，並 且述明「阻撓警務人員執行
Q 職務」須達致的標準： Q
R R
(i) 一個人所做的事增加了警方履行職責時的難
S S
度，這便足以構成阻撓（第 11 段）。某行為
T 是否構成故意阻撓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必 T
然是事實和程度上的問題。重要的是細看每
U U
V V
- 14 -
A A
B B
段案情，包括被告人做過甚麼和他怎樣做、警
C 員正在做甚麼，以及被告人的行為對於該警 C
員的行為造成甚麼影響等，並且憑常識常理
D D
作判斷（第 24 段）；
E E
F (ii) 上述驗證標準並不包括單單可能構成不便或 F
令警員須稍加費力的行為。另一方面，控方毋
G G
須證明有關行為大大增加警員執行工作時的
H H
難度，因為這種標準太高，若然嚴格運用，將
I 可能窒礙警方工作。這種驗證標準既不適當， I
亦無必要（第 25 段）。
J J
K K
(3) 常任法官陳兆愷法官強調，警務人員在偵查罪行和
L 進行調查方面負有繁重的職責，而市民有道德或社 L
會責任來幫助他們。畢竟，警察是在保護市民的安
M M
全和財產（第 23 段）。
N N
O (4) 至於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控方援引： O
P P
(a) Rice v Connelly [1966] 2 QB 414, 第 419 頁:
Q Q
“What the prosecution have to prove is that there
R R
was an obstruction of a constable; that the
constable was at the time acting in the execution
S of his duty and that the person obstructing did so S
wilfully. To carry the matter a little further, it is
in my view clear that “obstruct” under section
T 51(3) of the Police Act, 1964, is the doing of any T
act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olice to
U U
V V
- 15 -
A A
B carry out their duty. That description of B
obstructing I take from Highcliffe v Shelton. It is
C also in my judgment clear that it is part of the C
obligations and duties of a police constable to
take all steps which appear to him necessary for
D keeping the peace, for preventing crime or for D
protecting property from criminal injury. There
E
is no exhaustive definition of the powers and E
obligations of the police, but they are at least
those, and they would further include the duty to
F detect crime and to bring an offender to justice.” F
G
(b) R (Laporte) v Chief Constable of Gloucestershire G
[2007] 2 AC 105, 第 29 段：
H H
“The common law power to prevent a future
breach of the peace
I I
29. Every constable, and also every citizen,
enjoys the power and is subject to a duty to seek
J J
to prevent, by arrest or other action short of
arrest,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occurring in his
K presence, or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which K
(having occurred) is likely to be renewed, or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which is about to occur…”
L L
M
(c)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梁 玥 晴 [2017] 2 M
HKLRD 1227：
N N
O 「上訴理據（一） O
6. 上訴一方基本上是指控方第一證人「捉
P P
着」上訴人的手的時候，她是非法扣留上訴人，
因此當控方第二證人協助控方第一證人控制
Q 上訴人，及為上訴人套上索帶時，控方第二證 Q
人的行為屬協助非法扣留，不屬正當執行職
R 責。再者，控方第二證人是在成功控制上訴人 R
後，才宣布拘捕上訴人。
S S
7. 上訴一方引述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指
她捉着上訴人時並非行使拘捕權，她無打算拘
T 捕上訴人。石大律師指在控方第一證人見到警 T
方封鎖線越過上訴人，而上訴人仍不肯離開
U U
V V
- 16 -
A A
B 時，她只應將上訴人「推」離，而非用手「捉」 B
上訴人。
C C
8. 石大律師引述案例 Collins v Wilcock 及
D
Yeung May Wan v HKSAR 及其他英國案例支 D
持其論點。…
E 19. 石大律師接納警方在現場執行清場工作 E
是在正當執行職務，他的論點是上訴人只是大
F 叫、不肯離開，控方第二證人無權作出拘捕。 F
控方第一證人無打算作出任何拘捕行動，控方
G
第一證人不是在正當執行職責，而控方第一證 G
人，因此亦並非在正當執行職務。
H 20. 本席不認同上訴一方此論點。石大律師 H
引述的兩宗案例，案情與本案十分不同，對本
I 案並無幫助。 I
21. 事發當時正值「佔中」時期，有多至 500
J J
名的人士聚集在添馬公園近龍和道。控方第一
證人的職責是與同僚組成封鎖線，驅散現場人
K 士。控方第二證人的職責是在示威者越過封鎖 K
線及不願離開時進行拘捕…
L L
24. 本席認同答辯人的陳詞，以當時的環境
情況，控方第一證人有合理理由擔憂上訴人的
M M
行為即將引發「破壞社會安寧」，她只是採用
必要合理武力去控制上訴人（用中等力度捉着
N N
上訴人的手）。本席完全不認同石大律師指控
方第一證人只應「推」上訴人，而非用手捉着
O 上訴人此論點。控方第一證人事先無被指派作 O
出任何拘捕行動是無關重要的，她當時的作為
P 是正在正當執行職務。」 P
Q (5) 就個別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控方援引 香港特 Q
R
別行政區 訴 劉家棟 HCMA 137/2020: R
S S
「16. 「故意」是這項罪行的其中一個元素，
在 Chung Chi-Cheung v R 案，高等法院法官王
T 見秋引述並同意英國案例 Lewis v Cox 案的判 T
決，如果某人蓄意作出一個行為，不論這行為
U U
V V
- 17 -
A A
B 是否針對某警員或是對他有惡意的，只要這 B
行為令該警員不 能夠或更難 以執行他的職
C 務，加上該人作出此行為時是知道和意圖令 C
他的行為達致所述後果的，便是故意阻撓了，
D 而相關意圖毋須是主要意圖。 D
17….
E E
18. 至於相關警員是否在正當地執行職務，
F 首先要看《警察條例》第 10 條所列的警隊的 F
責任，第 10 條列明：
G G
「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
H (a) 維持公安； H
I
(b) 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 I
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
J (c) 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 J
K (d) 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 K
由予以拘捕的人；
L L
(e) 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公眾休憩地方舉
行的遊行及集會；
M M
(f) 管制公共大道的交通，並移去公共大
N 道上的障礙； N
(g) 在公眾地方及公眾休憩地方，和公眾
O O
集會及公眾娛樂聚會舉行時維持治
安；而為上述目的，任何當值警務人
P 員在該等地方、聚會及集會對公眾開 P
放時得免費入場；
Q Q
19. 在執行《公安條例》下的職務時，警員有
權阻止干犯該條例的罪行的人和逮捕他，如
R R
情況所須，警員有權使用武力，但所用武力不
得大於為達到執行職責的目的而合理需要的
S 程度。 S
T
20. 當然，上述是警隊的責任，個別警員是否 T
在正當執行職務，還須檢視案中實況。」
U U
V V
- 18 -
A A
B B
(6) 控 方 亦 援 引 Dixon v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 [2018] 4 WLR 160，指一名警員是否合法地執行其 C
職務，取決於他的合理信念和意圖：
D D
“15. In McCann, at [19] and [26], Treacy LJ
E E
(who gave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considered
that “what needs to be examined is the actions
F and intentions of the officer actually involved” F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she was acting in a
way which she reasonably believed would
G G
further a proper policing purpose of the kind
described by Lord Parker CJ in Rice v
H Connelly… H
30. …Whether a police officer is acting lawfully
I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duty depends on the I
reasonable beliefs and intentions of the officer. It
J
does not depend on the knowledge or beliefs of J
the defendants…”
K K
23. 首先，本席同意於 Dixon’s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一案
L 內，論點是警員是否 合法 地執行其職務；亦因如此，法庭才考慮警 L
M 員當時的合理信念和意圖。於 梁玥晴 案內，情況亦一樣；辯方指警 M
員無權作出拘捕，拘捕構成非法扣留，因此並非在正當執行職務。因
N N
應辯方的立場，張慧玲 法官才考慮警員的行為是否合法。可是，法官
O O
從沒指出，當法庭衡量一名警員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時，應該考慮
P 該警員實際的作為是否只是採用必要而且合理的武力。 P
Q Q
24. 無論是法例或案例，都只是要求警員以合法的方式去執行
R R
職務。根據上述的案例，當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受到挑戰時，
S 法庭須考慮有關法例及現場情況。《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並非 S
法例。辯方已表明他們要求披露的文件與 PW1 的誠信無關。就算辯
T T
方提出「合法與否」的挑戰，案例顯示法庭應考慮警員的信念和意圖。
U U
V V
- 19 -
A A
B B
何況辯方已表明並非指控 PW1 的行為「不合法」[見辯方進一步陳詞
C 第 22(v) 段]。 C
D D
25. 控方指，法庭的職責並非對執法機關或警員行使紀律操守
E E
的監管權 [見 SJ v Lam Tat Wing & Another (2000) 3 HKCFAR 168（見
F 179B）。即使警方在危急及困難的情況下所作的判斷可能有誤，這亦 F
絕不代表被告人可以漠視法紀或公眾利益。本席同意控方的說法。
G G
H H
26. 基於上述因素，本席裁定辯方所索資料與本案議題無關，
I 毋須披露。 I
J J
公眾利益豁免
K K
L
控方提供的文件 L
M M
27. 為協助法庭就公眾利益豁免權作出裁斷，控方提供下列文
N 件予法庭考慮： N
O O
(i) 兩份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日期
P P
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及 2021 年 11 月 9 日）；
Q Q
(ii) 控方反對披露申請的陳詞；
R R
S (iii) 一份輔助文件（「解䆁理據書」，Justifications）， S
T 協助法庭理解控方申請豁免於披露的文件性質及 T
U U
V V
- 20 -
A A
B B
主要內容，將政務司司長的關注和文件相關部分結
C 合，從而使法庭了解關注所在，作獨立評估；及 C
D D
(iv) 完整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册》第 29 章及兩份
E E
警方針對本案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
F F
28. 控方亦同時提供兩份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利益豁免權
G G
證書及反對披露的陳詞予已辯方，知會辯方所依賴的理據。本席認為，
H H
控方已公平地作出恰當的知會，控方提供了的指這些資料足以讓辯方
I 作有效的陳詞：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其他人 [2020] 3 I
HKC 501, 第 39 段； R v H， 第 20 段； Nayab Amin ，第 101 段。
J J
K 議題 K
L L
29. 控方指兩份內部調查報告應受「類別豁免權」及「內容豁
M M
免權」的保護，而《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則應受到「內容豁免
N 權」的保護；不但毋須披露，辯方更不可於盤問提及。 N
O O
30. 就兩份內部調查報告，辯方已沒披露申請，但指控方從沒
P P
提出任 何「 清楚 而且 具說 服力 的證 供 支持（ clear and compelling
Q evidence that it is necessary)，以證明兩份報告應受到「類別豁免權」 Q
R
或「內容豁免權」的保護。至於《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辯方 R
指某些相關部分曾於其他案件中披露，亦已被刊登於法律𢑥編，並公
S S
諸於世；因此不可能再有內容豁免。
T T
U U
V V
- 21 -
A A
B B
曾經披露《警察通例》或/及《程序手冊》的案件
C C
31. 控方指出《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第 29 章的部分內
D D
容曾在下述情況作披露：
E E
F
(1) 在 Sony Rai v Coroner [2011] 2 HKLRD 245，《警察 F
通例》 PGO 29 - 01, 29 - 03, 29 - 04, 29 - 09 及 《程
G G
序手冊》FPM 29 - 02 在死因研訊時曾向陪審團披
H H
露，相關章節的內容摘要在判詞第 39 段有所提及；
I I
(2) 在 HKSAR v Chu Frankly ESCC 1912/2017， PGO 29
J J
- 01 及 FPM 29 - 02 曾作披露（該案的裁斷陳述書
K 沒有上載在司法機構的網站）； K
L L
(3) 在 Wong Chi Fung v SJ HCSA 29/2018（小額錢債案
M M
件），申請人在援引早前案例作陳詞時亦曾提及
N OGO 29 - 05（第 28 及 31 段）； N
O O
(4) 在 香港特別行政 區 訴 吳文遠及另六 人 [2019]
P P
HKMagC 1; WKCC 3654/2017（未經𢑥編，2019 年
Q 5 月 15 日），PGO 29 - 01, 29 - 08 及 FPM 29 - 02, Q
R
29 - 08 曾作披露。 PGO 29 - 01 及 FPM 29 - 02 在裁 R
斷陳述書有所引述（第 200，207 至 208 及 211 段），
S S
而 PGO 29 - 08 及 FPM 29 - 08 則有提及；
T T
U U
V V
- 22 -
A A
B B
(5) 在 Sham Tsz Kit and Another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C & SJ [2021] HKCFI 746； HCAL 2670/2019（未經彙 C
編， 2021 年 3 月 24 日），PGO 29 - 01 曾作披露，
D D
而判詞第 19 段亦有所引述；
E E
F (6) 部分《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第 29 章的內容可 F
能在未獲警方授權或同意的情況下在坊間流傳；該
G G
些內容的真僞未經證實。
H H
I 適用的法律原則 I
J J
32. 在 HKSAR v Nayab Amin [2020] 2 HKLRD 1051， 上訴庭
K 簡明扼要地總結了相關的法律原則（第 94 段）： K
L L
“94. Essentially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They are:
M M
(i) is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 defence requests
disclosable, that is, is it caught by the prosecutor’s
N common law disclosure duty; N
(ii) If the answer to (i) above is “yes”, is the claim to PII in
O O
respect of the disclosable established; and
P (iii) If the answer to (ii) above is “yes”, can the defendant still P
receive a fair trial if the PII claim is upheld?
Q Q
If the answer to (ii) above is “no” and further disclosure cannot
be made without causing “a real risk of serious prejudice to an
R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then the prosecution will have to R
consider whether it should discontinue the proceedings as an
alternative to making disclosure.”
S S
33. 就議題（ii），控方須令法庭信納披露相關資料會有違公
T T
眾利益，而常見的做法是向法庭存檔一份由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
U U
V V
- 23 -
A A
B B
利益豁免權證書」，解釋為何披露相關內容會使公眾利益受損：Nayab
C Amin，第 110 至 111 段。至於議題（iii），於刑事案件中，法庭應以 C
對被控人公平為前題，評估這原則的重要性是否超越了控方所指的公
D D
眾利益。法庭必須顧及和防止被控人因欠缺披露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
E E
的情況。上訴法庭在 Nayab Amin 一案內強調（第 150 段）：
F F
“150. …in Hong Kong no balancing of competing public
G interests takes place when adjudicating a PII claim in a criminal G
trial. The judge cannot disclose the protected information or
material unless he concludes that non-disclosure of it would
H H
deprive the defendant of his right to a fair trial.”
I I
34. 香港法律之下，公眾利益豁免權有兩類，分別為「類別豁
J 免權」（class claim）及「內容豁免權」（contents claim）。於 Apple J
K
Daily Ltd v Commissioner of ICAC （No 2）[2000] 1 HKLRD 647，上訴 K
法庭指出法庭在處理聲稱為應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材料（即「類別豁
L L
免權」）與因內容敏感而應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材料（即「內容豁免
M M
權」），在評估公眾利益時會有分別。在評估後者時，不應因文件屬
N 於某一類別便認定應予以豁免，法庭須審視文件內容： N
O O
“I appreciat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claim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n respect of documents falling within a
P particular class…and a claim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n P
respect of information of a sensitive nature which might be
Q
included in such documents…” Q
R 35. 在 Chu Woan Chui &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R
[2006] 4 HKLRD 280，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援引 Apple Daily Ltd 一案，
S S
指出法庭一旦宣告某類文件得享豁免權，便不具有剩餘酌情權，下令
T T
披露該類文件或文件的部分內容：
U U
V V
- 24 -
A A
B B
“82. It seems to me that I am bound by this dictum of the
C C
Court of Appeal [in Apple Daily Ltd] and that, once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as been pronounced in respect of a class of
D documents, there is no residual discretion vested in the court to D
nevertheless consider the balance of compet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to order that part or whole of a document falling into the
E prescribed class be disclosed. Mr. Harris, however, submitted E
that the law relating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as developed
F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at, in the result, the difference F
between spa class claim and a contents claim has been rendered
redundant. In support of this submission, Mr. Harris made
G reference to the speech of Lord Templeman in R v Chief G
Constable of West Midlands Police & Another, ex.p Wiley &
H
Another [1995] 1 AC 274… H
83. It has, however, been recognised that the observations of
I Lord Templeman were orbiter and in any event they did not I
attract the support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House. Lord Slynn,
for example, at p.282, said that, while class claims may
J J
sometimes have been pushed too far, they had on occasions been
necessary and justified indeed valuable.
K K
84. Leaving aside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binding dictum
of Keith JA [in Apple Daily Ltd], I am unable to accept that
L changes in the common law have abolished the distinction L
between a class claim and a contents claim.”
M M
36. 在 Nayab Amin，上訴法庭指出「類別豁免權」和「內容豁
N N
免權」的法律原則有所不同（第 113 段）：
O O
“113. The legal principles that developed in respect of PII
P P
claims distinguished between class claims and contents claims.
Class claims were areas of executive activity that were
Q recognised by the courts as being harmful to the public interest Q
to reveal.” （另見 R v H [2004] 2 AC 134, 第 36 段）。
R R
37. 就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控方依賴類別及內容豁免權。
S S
T 38. 在 Competition Commission v Nutanix Hong Kong Limited T
CTEA 1/2017 （未經𢑥編，2018 年 3 月 14 日），競爭事務審裁處裁
U U
V V
- 25 -
A A
B B
定競爭事務委員會工作人員對案件的評估、委員會成員的內部審議和
C 審核機制等是屬於類別豁免權（第 98 段）： C
D D
“98. In the context of such reports and minutes, there is in my
view much force in the Chairperson’s statement that disclosure
E could reveal highly sensitive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E
example in relation to the Commission staff’s appraisal of the
F case, the Commission members’ internal deliberations and the F
Commission’s approval mechanisms generally, and that it
would prejudice the Commission’s effectiveness in its future
G operations by stifling proper and robust analysis and debate by G
Commission members and staff due to disclosure concerns.
Taylor v Anderson (Police Complaints Authority Intervening)
H H
[1995] 1 WLR 447 and O’Sullivan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The Times, 15 June 1995), both declared after
I the seminal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R v Chief I
Constable of West Midlands Police, ex.p Wiley [1995] 1 AC
274, are authorities for the view that reports of such nature may
J J
properly be said to belong to a class of which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attaches.”
K K
39. 競爭事務審裁處在上文引用英國案例支持其看法。在
L L
Taylor v Anderson (Police Complaints Authority Intervening) [1995] 1
M WLR 447，原告人向警方提出訴訟，稱警方對他作惡意檢控（malicious M
N prosecution）。原告人要求警方披露與他所作的投訴的相關調查報告 N
（第 457 - 459 頁）。在該案，上訴庭指出（465E - H）：
O O
P “I am fully alive to the existence of a current of opinion strongly P
flowing in favour of openness and disclosure. I am also,
however, mindful of the fundamental public interest in ensuring
Q Q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re
themselves incorruptible, law abiding, honest and responsible. I
R do not myself find the points made by Mr. Cartwright in his R
affidavit to be unconvincing, unrealistic or suggestive of self
interested special pleading. In very many cases where an
S investigating officer is appointed, there must be a real prospect S
of civil, criminal or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I have no difficulty
T in accepting the need for investigating officers to feel free to T
report on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out the apprehension that their opinions may become known
U U
V V
- 26 -
A A
B to such persons. I can readily accept that the prospect of B
disclosure in other than unusual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an
C undesirably inhibiting effect on investigating officers’ reports. I C
would therefore hold that the reports of investigating officers
made 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se form a class which is
D entitled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D
E E
40. 時任政務司司長在第一份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闡述為何
F 披露警方就開槍事件調查報告有損公眾利益。在 Chu Woan Chyi 夏正 F
文法官（當時官階）指出，如果政務司司長為了公眾利益而申請豁免
G G
披露，並簽發證書，法庭有責任適當地考慮該證書列出的理據，並給
H H
予充分的比重（第 77 段）。
I I
41. 就《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控方依賴內容豁免權。
J J
K K
42. 在 Goodwill v Chief Constable of Lancashire Constabulary
L [1993] PIQR P187, 英國上訴庭指 “Public Order Manual” 可基於公眾利 L
益豁免權免於披露，以及引述英國警方解釋指披露該份文件會損害公
M M
眾利益（第 189 頁）：
N N
“It is a document that concerns details of Police techniques and
O O
tactics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order and it would be injurio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details
P of such techniques and tactics should become public knowledge. P
If such detail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factions hostile to the Police
or to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the position and safety of
Q Q
the Police would be undermined and these factions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vise methods of countering the Police
R techniques and tactics to the detriment of public order.” R
S 43. 經考慮該份文件的性質後，Farquharson LJ 接納警方的說 S
T
法，並且指出（189 頁）： T
U U
V V
- 27 -
A A
B “For my part I would uphold the defendant’s claim for immunity B
for this docum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the past 25 years there
C has from time to time been disorder in the streets. Sometimes C
this has developed from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volving ve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On other occasions, there have been
D racial riots of a kind which were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Many D
police forces have had to develop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E
situations of this kind and to introduce appropriate training for E
its officers. If the organisers of demonstrations which seek to
exploit the weapon of public disorder became aware of the
F polic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such situations the opportunity F
to frustrate the efforts of the police to impose control is clear and
obvious.”
G G
H 44. 於 Conway v Rimmer and Another [1968] AC 910, Lord Reid H
指出，在今天犯案手法日新月異的世代，不向可能會進行非法活動的
I I
人提供對他們有用的材料有其重要性（953F - 954A）：
J J
“The police are carrying on a unending war with criminals many
K K
of whom are today highly intelligent. So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disclosure of anything which might give away any
L useful 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organise criminal activities.” L
M Lord Morris 指出（972F）： M
“…I think that any court must recognise the weight of the
N N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olice in their work of fighting crime,
which is work that is so much in the public interest, must in no
O way be impeded or frustrated. Whether it would or might be is a O
matter which it is well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a court to
assess.”
P P
Q
45. R（on the application of FI）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Q
Department [2014] HRLR 30 一案，是關於英國政府對於由當地以飛機
R R
遣返他國的人士的管制約束政策，而相關的政策載於 “Use of Force
S Training Manual” （第 2 及 7 段）。英國政府披露了一份經編輯的文 S
T 件（redacted Manual），只披露一些基本資料或原則，而基於公眾利 T
益豁免權拒 絕披露關 於管制約 束被遣 返人士的方 法或技巧 （ the
U U
V V
- 28 -
A A
B B
redacted contents）（第 11 至 13 段）。上訴庭裁定英國政府無須就該
C 些遮蓋內容作披露，理由是（第 69 頁）： C
D D
“69. …the redac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operational reasons of
sensitivity and security, the judgment having been made that it
E would be damaging and was made to earlier proceedings before E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which disclosure of the full
F Manual was sought by a journalist but the Commissioner F
concluded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maintenance of the
exemption from disclosure outweighe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 disclosu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lied on the same justification G
to resist disclosure in the present case, contending that disclosure
would have a seriously prejudicial effect on security and good
H H
order, and on the physical health and safety of prison staff and
other prisoners, because: (i) the Manual is used in training across
I the NOMS estate and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the I
effect of releasing the redacted material would be that thi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all serving adult prisoners; (ii) prisons hold a
J J
diverse range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violent,
dangerous and manipulative, as well as those who are
K vulnerable, and if the redacted parts were to be released all adult K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would be able to study the techniques
and prepare to counteract them; (iii)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risk
L of insecurity within the detention estate through an inability to L
control violent and disruptive elements; (iv) the Prison Service
M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ach has a duty of care to those M
individuals who are detained as well as to staff who work with
them and people who visit them; the increased risk of insecurity
N would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omply with that duty; detention N
would be less safe and more intimidating.”
O O
46. 就曾經披露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章節，控方援
P P
引：
Q Q
(1) R v Governor of Brixton Prison, ex.p Osman (1991) 93
R R
Cr App 292， 第 210 頁：
S S
“I should deal in regard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T T
which as I have said I regard as here sustained, with an
argument to the effect that by reason of the disclosure in
U U
V V
- 29 -
A A
B the third application for habeas corpus, the public B
interest immunity has evaporated or, if one prefers a
C more feline phrase, “the cat has been let out of the bag.” C
True it is that the documents were disclosed in the third
proceedings. They were not, very responsibly, read in
D open court and have never been read in open court. The D
degree of dissemination has, in truth, been small. The
E
Minister of State is conscious that discovery was made E
and the matter is alluded to in paragraph 8 of the
certificate, which I have read. The Minister of State
F regards himself as under a duty to put forward the claim. F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s not a matter which can be
waived (see Air Canada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G G
(No. 2) [1983] 2 AC 394, 446).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it is the courts’ own bounden duty to assert a public
H interest immunity. For my part, I would regard prior H
dissemination of a document as being a matter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balance. If, as was put in the
I Australian case of Sankey v Whitlam (1977) 42 CLR 1 I
(Aus) 45, there has been publication to the whole world,
J then that side of the balance concerned with the public J
interest must collapse…”
K K
(2) 於 Rogers v Home Secretary [1973] AC 388， Lord
L L
Reid 指出：
M M
“In my judgment on balance the public interest clearly
requires that documents of this kind should not be
N disclosed, and that public interes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N
fact that by some wrongful means a copy of which a
document has been obtained and published by some
O O
person. I would therefore dismiss the appellant’s
appeal.”
P P
(3) 在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Pewter) v Commissioner of
Q Q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10] EWHC 3927， 法庭重
R R
申相關的法律原則（第 26 至 27 段）：
S S
“26.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attaching to the reports
making up the MAPPA arrangements cannot be
T destroyed or affected adversely by the wrongful act of T
[the detective constable], in disclosing the contents or
U U
V V
- 30 -
A A
B summarising the contents of one of the reports obtained B
pursuit to those arrangements to a third party, thereby
C placing it in the public domain. If the author of the C
document wa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PII initially,
the wrongful disclosure of it into the public domain
D cannot affect that status. D
E
27. In my judgment that is very much the position E
here. The report referred to by [the detective constable]
plainly attracted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Be] brought
F it into the public domain, perhaps inadvertently, no F
doubt so, but wrongfully. But the fact that it has thus
come into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affect the status of
G G
the document as attracting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 (4) 在 梁天琦，黃崇厚法官指出（第 80 至 81 段）： H
I
「80. 本席留意，在 Sony Rai v Coroner 案控方披 I
露一部份辯方要求的警察通例和訓練資料。本席同
意控方的陳詞，控方曾作披露，不代表控方便失去了
J J
依賴公眾利益豁免的權利，不過，這是一個法庭可考
慮的因素，考慮時應顧及當時披露的程度。
K K
81. 同時，由於部份披露了的資料，已刊登於法律𢑥
L 編，公諸於世，本席考慮了辯方依賴那些資料，是否 L
已足夠，達到平衡之效。」
M M
控方的陳詞
N N
O 47. 控方指 Goodwill 在香港案例時有引用：見 Chu Woan Chyi O
第 77 段； Nayab Amin, 第 116 段。控方指，雖然香港警方的《警察通
P P
例》及《程序手冊》與英國警方的 “Public Order Manual” 內容不盡相
Q Q
同，但無疑它們性質相近，均涵蓋武器或裝備的使用，相關內容一旦
R 披露，將會嚴重損害公眾利益，甚至破壞社會安定。 R
S S
48. 控方續指《警察通例》是警務處處長根據香港法例第 232
T T
章《警隊條例》第 46 條 所作的命令，該條例訂明處長可不時發出他
U U
V V
- 31 -
A A
B B
認為適宜於管理警隊，使警隊有效率地履行職責及達致本條例的目的
C 和規定等的命令。而《程序手冊》則載述有關警務程序的資料，建議 C
及指引。政府一貫立場是不應向公眾披露《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
D D
第 29 章的內容：見 I.C. Paper No.CB(2)235/02 - 03(05)（第 5 至 7 段）；
E E
LC Paper No. CB(2) 494/02 - 03; LC Paper No. CB(2) 493/02 - 03(1);
F Paper No. CB(2) 1779/02 - 03(1); 及 Policy on police use of force in public F
order events in selected places（第 2.4 段）。
G G
H H
49. 控方陳述，就算部分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曾被
I 披露，這只是一個法庭可考慮的因素，考慮時應顧及當時披露的程度。 I
J J
辯方的陳述
K K
50. 辯方對上述的法律原則並無異議，但指 梁天琦 對本席沒
L L
有約束力。他們依賴 R v Governor of Brixton Prison, ex.p Osman （上
M M
同），指有關章節已公諸於世，不可能再享有「公眾利益豁免權」。
N N
非公開及辯方避席的聆訊
O O
P P
51. 在這部分的聆訊，那份稱為「Justifications」的文件，共
Q 4 頁，內容恰當。該份文件的內容，與蕭檢控官的陳詞，都旨在協助 Q
法庭了解申請免於披露的文件的性質和主要內容，並將政務司司長的
R R
關注和文件相關部分結合，令法庭了解關注所在，可作獨立評估。
S S
T T
U U
V V
- 32 -
A A
B B
考慮和評估
C C
52. 本席已審慎考慮雙方的陳詞、有關的案例及法律原則、兩
D D
份政務司司長證書的內容、蕭主控官的輔助陳詞。本席亦小心參閲兩
E E
份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的每一個有
F 關章節的內容。雖然《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曾經於其他案件作 F
披露，但本席留意到，只有 Sony Rai 被𢑥編；所引述的只是極少部分。
G G
於 Wong Chi Fung 內所引述的部分與本申請無關。Frankly Chu 及
H H
Sham Tsz Kit 未經𢑥編；引述的只是極少部分。因此，辯方所索的資
I 料並非公諸於世。本席裁定兩份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的《警察通 I
J
例》及《程序手冊》的章節均應獲「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J
K K
有關文件的處理
L L
53. 為確保相關公眾利益毋損，該聆訊程序的錄音、控方呈交
M M
的輔助文件（Justifications）、控方呈交予法庭審閲的文件和兩份政務
N N
司司長所發證書，全部由法庭封存，未得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閲覽。
O O
公平審訊
P P
Q 54. 因法庭裁定與本申請有關的資料可獲
「公眾利益豁免權」
， Q
R 本席必須考慮在欠缺這些資料的情況下，第一被告能否獲得公平的審 R
訊。
S S
T T
U U
V V
- 33 -
A A
B B
55. 辯方已不再要求控方披露兩份內部調查報告，只要求披露
C 所有有關的證人供詞（包括口頭供詞）。控方也不下一次確認，所有 C
供詞已披露。因此，欠缺兩份內部調查報告並不會對第一被告造成不
D D
公。
E E
F 56. 本席於上文已解釋，根據案例，當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 F
職務」被質疑時，法庭是要參考法例及考慮當時現場的情況，與《警
G G
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並無關係。既然無關（irrelevant ），根本就
H H
不應提問。因此，欠缺該些資料亦不會造成不公。
I I
57. 本席下令：
J J
K (1) 本申請內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與案件議 K
L 題並無關連，因此不需披露； L
M M
(2) 無論有否關連，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
N 的《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的章節均受到「公 N
O 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O
P P
(3) 辯方不得在審訊過程中藉盤問證人取得相關資料。
Q Q
R R
S S
T
（ 謝沈智慧 ） T
區域法院法官
U U
V V
A A
B B
DCCC 475/2020
C [2022] HKDC 1039 C
D D
香港特別行政區
E 區域法院 E
刑事案件 2020 年第 475 號
F F
G G
---------------------------------
H 香港特別行政區 H
訴
I I
周柏均（第一被告人）
J J
胡子鍵（第二被告人）
K --------------------------------- K
L L
主審法官： 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
M 日期： 2021 年 12 月 8 日 M
N
出席人士： 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蕭啟業帶領高級檢控官吳加 N
悅，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O O
駱應淦資深大律師帶領黎建華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
P 的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延聘，及劉日成大律師由周啟邦律師 P
Q 事務所以義助服務形式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Q
控罪： [1] 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R R
（Wilfully obstructing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due execution of
S S
his duty） — 第一及第二被告人
T [2] 企圖搶劫罪（Attempted robbery） — 第一及 T
第二被告人
U U
V V
-2-
A A
B B
[3] 企圖從合法羈押逃脫（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lawful
C custody） - 第一被告人 C
D D
-----------------
E 判決書 E
F
----------------- F
G G
1. 本案有兩名被告。第一被告（簡稱辯方）要求控方披露其
H 所持有的若干文件，包括《警察通例》第 29 章及《程序手册》。控 H
方認為他們已披露所要求的部分文件；對於其他被索文件則以內容與
I I
案件無關及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等理由反對披露。
J J
K 背景 K
L L
2. 第一及第二被告共同面對兩項控罪：
M M
N
(1) 控罪一：「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N
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2 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O O
第 36(b) 條；及
P P
Q
(2) 控罪 二:「企圖搶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 Q
《盜竊罪條例》第 19 條及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
R R
例》第 159G 條。
S S
T T
U U
V V
-3-
A A
B B
3. 另外，第一被告獨自面對一項「企圖從合法羈押逃脫」罪，
C 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011 條予以懲 C
處（控罪三）。
D D
E E
辯方的披露申請
F F
4. 2020 年 12 月 23 日，辯方要求控方披露以下的文件及材
G G
料（下稱「辯方第一次披露要求」）[詳見：周啟邦律師事務所致控方
H H
的信件： 附件一]：
I I
(1) 任何關於控方第一證人（即警務人員 A）在關鍵日
J J
期及關鍵地點所發生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結果（下
K 稱「第一類要求文件」）； K
L L
(2) 所有警方關於槍械使用的訓練資料（Police Training
M M
Materials），當中包括《戰術訓練手册》（Tactics
N Training Manual, “TTM”),《內部保安手册》
（internal N
O Security Manual, “ISM”)（下稱「第二類要求文件」）； O
P P
(3) 所有其他相關的通例（“General Orders”）
（下稱「第
Q 三類要求文件」），尤其下列四項文件： Q
R R
(i) 《警察通例》PGO 29 - 01: 使用武力（Use of
S S
Force）；
T T
U U
V V
-4-
A A
B B
(ii) 《警察通例》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C of Police Firearms）； C
D D
(iii) 《警察通例》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
E E
械（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及
F F
(iv)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G G
of Force Continuum）。
H H
I
5. 2021 年 3 月 17 日及 3 月 19 日，控方應辯方要求，列出 I
相關文件和材料，回應指部分辯方要求的文件和材料的內容與本案的
J J
議題無關，而且部分文件和材料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於披露 [詳見：控
K 方致周啟邦律師事務所的信件：附件二及三]；同時送達辯方一份由時 K
L 任政務司司長發出，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的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 L
（下稱「 第一份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該證書說明免於披露的理
M M
由。
N N
O 6. 概括而言，控方就辯方第一次披露要求的立場是： O
P P
(1) 就第一類要求文件，警方就開槍事件有兩份內部報
Q 告，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會就該兩份報告 Q
R
作披露； R
S S
(2) 就第二類要求文件，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
T 會就《戰術訓練手册》（TTM），《武器訓練手册》 T
U U
V V
-5-
A A
B B
（Weapon Training Manual “WTM”）及《內部保安
C 手册》（ISM）作披露； C
D D
(3) 就 第 三 類 要求 文 件 ，控 方 送 達辯 方 一份 經 編 輯
E E
（redacted）的《警察通例》（PGO）第 29 章及《程
F 序手册》（FPM）第 29 章，披露了 PGO 29 - 01 及 F
FPM 29 - 02 （第 1 及 2 段）的內容。至於 PGO 29
G G
- 03, 29 - 04 及 29 - 05； 及 FPM 29 - 02（第 3 至 6
H H
段）， 29 - 05， 29 - 14， 29 - 15 及 29 - 16 的章節，
I 基於公眾利益豁免權，控方不作披露。而 PGO 及 I
FPM 第 29 章的其他段落內容則與槍械使用無關，
J J
因此不作披露。[註：2021 年 3 月 19 日送達辯方的
K K
PGO 及 FPM 第 29 章，以黑色遮蓋的內容是政務司
L 司長證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 ）涵蓋的範 L
M
圍，而白色留空的內容與槍械使用無關。] M
N N
7. 辯方之後沒再向控方要求作進一步披露。直至第一次審前
O 覆核前不足兩星期的時間，第一及第二被告在各自的書面陳詞要求控 O
方完整披露下列文件或材料（下稱「辯方第二次披露要求」）：
P P
Q Q
(i) 《警察通例》 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of
R Police Firearms）； R
S S
(ii) 《警察通例》 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械
T T
（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U U
V V
-6-
A A
B B
C (iii) 《警察通例》 PGO 29 - 05: 警察開槍 - 報告及調查 C
（Police Open Fire -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
D D
E (iv) PGO 中任何有關 OC Foam（Oleoresin Capsicum） E
F
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Baton）的指引； F
G G
(v)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of
H Force Continuum）； H
I I
(vi) 《程序手冊》FPM 29 - 05: 警察開槍 報告及調查
J J
（Police Open Fire -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
K K
(vii) FPM 中 任 何 有 關 使 用 OC Foam （ Oleoresin
L L
Capsicum）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Baton）的指引；
M M
N (viii) 兩份警方針對本案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第二 N
被告進一步要求 PW1 就調查和為兩份內部調查報
O O
告所作過或衍生之會面筆記、陳述書、調查報告的
P P
副本）。
Q Q
8. 換言之，除了槍械使用文件及警方就開槍事件的兩份內部
R R
報告外，辯方首次要求控方披露警棍及胡椒噴劑（OC Foam）的使用
S S
指引。
T T
U U
V V
-7-
A A
B B
9. 2021 年 11 月 9 日，現任政務司司長就辯方第二次披露要
C 求的文件（PGO 及 FPM 內關乎使用警棍及胡椒噴劑的指引）發出公 C
眾利益豁免權證書（下稱「第二份公眾利益豁免證書」）。
D D
E E
10. 第二被告的律師團隊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知法庭，第
F 二被告不再堅持其披露要求。因此，本聆訊只涉及第一被告的披露要 F
求。控方已向第一被告披露《警察通例》 PGO 29 - 01，而第一被告的
G G
披露要求現只限於完整的：
H H
I (1) 《警察通例》 PGO 29 - 03 使用警察槍械（Use of I
Police Firearms）；
J J
K (2) 《警察通例》 PGO 29 - 04: 拔出或舉起警察槍械 K
L （Drawing or Presenting Police Firearms）； L
M M
(3) 《警察通例》 PGO 中任何有關使用胡椒噴劑 OC
N Foam（Oleoresin Capsicum）及伸縮警棍（Extendible N
O Baton）的指引；及 O
P P
(4) 《程序手冊》FPM 29 - 02: 武力使用層次（Use of
Q Force Continuum）。 Q
R R
11. 控方反對上述申請，理由是他們所要求的文件或材料與本
S S
案的議題無關，而且基於公眾利益豁免（即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T 免於披露 [見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蕭啟業的書面陳詞]。 T
U U
V V
-8-
A A
B B
C 聆訊範圍 C
D D
12. 控辯雙方同意，如法庭裁定控方毋須披露辯方所索資料，
E 技術上法庭不用再考慮「公眾利益豁免權」。可是，除了《警察通例》 E
F
及《程序手冊》外，原本辯方亦要求控方披露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 F
後來辯方知悉控方已披露所有與調查報告有關的證人供詞，不再堅持
G G
控方披露上述報告。可是，辯方表示盤問很大可能會觸及報告內容；
H H
他們亦希望就已「公諸於世」的部分《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作
I 出盤問。控方表示會因該些資料享有「公眾利益豁免權」，反對有關 I
盤問。 基於上述爭論，雙方同意，就算法庭裁定辯方所索資料毋須
J J
披露，仍應就「公眾利益豁免權」作出裁決；而應考慮的資料，除了
K K
辯方現時索取的資料外，亦包括兩份內部調查報告。雖然第二被告再
L 沒披露申請，法庭的裁決可能對他的盤問有影響。因此，法庭邀請第 L
二被告的大律師發表意見。大律師指她沒有陳詞。
M M
N N
聆訊程序
O O
13. 雙 方 同 意 效 法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梁天 琦 及 其 他 人
P P
（HKSAR v Leung Tin Kei & Others) [2020] 3 HKC 501 一案內的聆訊
Q Q
程序，即整個關乎這個議題的聆訊，根據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
R 例》第 123 條，都在非公開法庭進行。在非公開法庭的聆訊中，雙方 R
可就以下事項陳詞：(1) 披露的相關法律；(2) 法庭應否就相關文件批
S S
准控方行使公眾利益豁免權，免於披露；就個別相關文件應否因公眾
T T
利益豁免權而免於披露的實質審批，為了司法公正和公安所須，控方
U U
V V
-9-
A A
B B
可於一個被告人和辯方律師都避席下的非公開法庭聆訊就控方指稱
C 可因受公眾利益豁免權免於披露的資料作進一步陳述。 C
D D
辯方所索資料是否「需要披露」（disclosable）
E E
F
辯方陳詞 F
G G
14. 辯方指，控方針對第一被告的案情如下：
H H
(1)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有示威者響應網上呼籲參
I I
與所謂的「黎明行動」，意圖癱瘓交通。當天早上，
J J
控方第一證人（PW1）及第二證人（PW2）乘坐警
K 車前往西灣河一帶進行巡邏。 K
L L
(2) 同日約 0719 時，PW1 和 PW2 步行至筲箕灣道、太
M M
安街及成安街交界（「涉事地點」），並發現約 50
N 名黑衣人聚集在太安街路面。現場亦有物品/路障阻 N
塞交通。另外，現場群眾亦有指罵 PW1， 並叫他離
O O
開。
P P
Q (3) 現場亦有兩名蒙面男子，將膠繩捆綁在兩條燈柱 Q
上，阻礙交通。該兩名男子其後逃離現場。然而，
R R
PW1 沒有上前追截；他上前嘗試解開膠繩以疏導交
S S
通。
T T
U U
V V
- 10 -
A A
B B
(4) 突然間，PW1 聽到其後方有一男子大叫「唔好比佢
C 走」。PW1 當時相信自己處於危險的情況，因此他 C
轉身，並手按著配槍。當時有約 10 名人士（部分手
D D
持長形物品）趨向 PW1 方向。
E E
F (5) 其後有一名男子（WP1）走向 PW1，而當時 D1 和 F
D2 緊隨其後。PW1 擔心自己的安全，他拔出配槍
G G
並指向 WP1。由於 WP1 沒有後退跡象， PW1 嘗試
H H
制服 WP1， 但不果。
I I
(6) 這時候， D1 走近 PW1, 並嘗試搶走 PW1 的配槍。
J J
當時 PW1 擔心自己的生命危險和配槍被搶走，因
K K
此向 D1 開槍，D1 隨即倒地。
L L
(7) 其後 PW1 以「搶槍」為由拘捕 D1。在等待救護車
M M
期間， D1 突然逃往成安街方向。 D1 最終被其他警
N N
員制服。
O O
15. 辯方指基於控方的指控及控罪一的元素，本案其中一個
P P
重要議題是 PW1 當時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而這個議題自然包括
Q Q
PW1 在當時的情況直接取出配槍並指向 WP1 或/及 D1 是否正確。辯
R 方認為法庭最起碼須考慮 PW1 有否違反警方有關使用武力（特別是 R
槍械或配槍）的指引。據辯方的理解，他們現要求披露的文件及材料
S S
均與上述議題有直接關係。無論如何，法庭應考慮某些 PGO 及 FPM
T T
U U
V V
- 11 -
A A
B B
的相關部分已經被刊登於法律𢑥編，並公諸於世。困此，PGO 及 FPM
C 的相關部分（全部或部分）不應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C
D D
控方的陳詞
E E
F 16. 控方的陳詞要點是「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F
員」罪的控罪元素並不包括警員在「正當地」執行職務；因此，案發
G G
時 PW1 有否違反任何內部指引，並非本案的議題。因這個課題與案
H H
無關，辯方所要求的文件亦無需披露。控方指，就算「需要披露」，
I 辯方要求的文件及資料應受到「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而且就算 I
不披露，第一被告仍可獲公平審訊。
J J
K K
適用的法律原則
L L
17. 不受爭議的是，有關「披露」的基本法律原則，終審法院
M M
在 HKSAR v Lee Ming Tee (2003) 6 HKCFAR 336，[2003] HKCU 997
N 一案已述明。控方的責任是向辯方披露可能削弱控方案情，或對辯方 N
O 案情有利的資料。須予披露的資料是指控方明智地進行評估後，可視 O
為屬於下列類別的資料（見判詞第 145 至 146 段）：
P P
Q (1) 確實或可能與涉案爭議點有關； Q
R R
(2) 確實或可能引發新的爭議點，而單從控方打算使用
S S
的證據，該爭議點並不顯而易見；及
T T
(3) 實際上有可能帶出關乎上述（1）及（2）項的證據。
U U
V V
- 12 -
A A
B B
C 18. 就此而言，相關的因素包括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此外， C
上述責任並不限於披露可予接納的證據。即使資料本身不能獲接納為
D D
證據，它仍可能帶出其他可獲接納的證據，故此在盤問控方證人的可
E E
信性時可能有關連和有用（第 170 段）。是否披露有關資料是由法官
F 決定，而披露責任是建基於被控人有公平審訊的權利，要保障這權利， F
辯方有權得知控方所掌握的與案爭議點有關的資料（第 139 及 152
G G
段）。何謂與案有關的爭議點，應該從寬考慮。如控方拒絕披露，便
H H
有責任解釋為何不應披露。
I I
19. 辯方已於其「進一步陳詞」第 22(i) 段確認，他們要求披
J J
露的 PGO 及 FPM 與 PW1 的誠信，及第一被告的行為是否出於自衞
K K
無關。他們的披露要求只關乎當時 PW1 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
L 辯方指，這是本案的重要議題，而 PW1 有否正確地跟從指引執行職 L
務不但與該議題密不可分，更很可能引出一連串盤問。因此，控方有
M M
責任披露所索資料。
N N
O 20. 香港法例第 212 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36 條訂明 O
P P
「任何人-
Q Q
(a) …
R (b)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 R
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S S
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2 年。」
T T
U U
V V
- 13 -
A A
B B
21. 辯方沒有提供任何案例，只提及控方援引的香港特別行政
C 區 訴 梁玥睛[2017] 2 HKLRD 1227，第 24 段，並指張慧玲法官分析， C
「一名警員在控制或拘捕一名疑人時，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同
D D
樣應該考慮該警員實際的作為是否只是採用必要而且合理的武力」。
E E
F 22. 控方則援引一系列案例： F
G G
(1) 於 HKSAR v Tam Lap Fai （ 談 立 徽 ） (2005) 8
H H
HKCFAR 216 一案，終審法院清晰述明「故意阻撓
I 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控罪一）的控罪 I
元素如下 [見判詞第 10 段]：
J J
K (i) 警務人員被阻撓； K
L L
(ii) 當時該名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及
M M
N (iii) 被告人是故意地（wilfully）阻撓警務人員。 N
O O
(2) 在上述案內，終審法院援引 Highcliffe v Sheldon
P P
[1955] 1 WLR 1207，並 且述明「阻撓警務人員執行
Q 職務」須達致的標準： Q
R R
(i) 一個人所做的事增加了警方履行職責時的難
S S
度，這便足以構成阻撓（第 11 段）。某行為
T 是否構成故意阻撓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必 T
然是事實和程度上的問題。重要的是細看每
U U
V V
- 14 -
A A
B B
段案情，包括被告人做過甚麼和他怎樣做、警
C 員正在做甚麼，以及被告人的行為對於該警 C
員的行為造成甚麼影響等，並且憑常識常理
D D
作判斷（第 24 段）；
E E
F (ii) 上述驗證標準並不包括單單可能構成不便或 F
令警員須稍加費力的行為。另一方面，控方毋
G G
須證明有關行為大大增加警員執行工作時的
H H
難度，因為這種標準太高，若然嚴格運用，將
I 可能窒礙警方工作。這種驗證標準既不適當， I
亦無必要（第 25 段）。
J J
K K
(3) 常任法官陳兆愷法官強調，警務人員在偵查罪行和
L 進行調查方面負有繁重的職責，而市民有道德或社 L
會責任來幫助他們。畢竟，警察是在保護市民的安
M M
全和財產（第 23 段）。
N N
O (4) 至於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控方援引： O
P P
(a) Rice v Connelly [1966] 2 QB 414, 第 419 頁:
Q Q
“What the prosecution have to prove is that there
R R
was an obstruction of a constable; that the
constable was at the time acting in the execution
S of his duty and that the person obstructing did so S
wilfully. To carry the matter a little further, it is
in my view clear that “obstruct” under section
T 51(3) of the Police Act, 1964, is the doing of any T
act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olice to
U U
V V
- 15 -
A A
B carry out their duty. That description of B
obstructing I take from Highcliffe v Shelton. It is
C also in my judgment clear that it is part of the C
obligations and duties of a police constable to
take all steps which appear to him necessary for
D keeping the peace, for preventing crime or for D
protecting property from criminal injury. There
E
is no exhaustive definition of the powers and E
obligations of the police, but they are at least
those, and they would further include the duty to
F detect crime and to bring an offender to justice.” F
G
(b) R (Laporte) v Chief Constable of Gloucestershire G
[2007] 2 AC 105, 第 29 段：
H H
“The common law power to prevent a future
breach of the peace
I I
29. Every constable, and also every citizen,
enjoys the power and is subject to a duty to seek
J J
to prevent, by arrest or other action short of
arrest,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occurring in his
K presence, or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which K
(having occurred) is likely to be renewed, or any
breach of the peace which is about to occur…”
L L
M
(c)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梁 玥 晴 [2017] 2 M
HKLRD 1227：
N N
O 「上訴理據（一） O
6. 上訴一方基本上是指控方第一證人「捉
P P
着」上訴人的手的時候，她是非法扣留上訴人，
因此當控方第二證人協助控方第一證人控制
Q 上訴人，及為上訴人套上索帶時，控方第二證 Q
人的行為屬協助非法扣留，不屬正當執行職
R 責。再者，控方第二證人是在成功控制上訴人 R
後，才宣布拘捕上訴人。
S S
7. 上訴一方引述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指
她捉着上訴人時並非行使拘捕權，她無打算拘
T 捕上訴人。石大律師指在控方第一證人見到警 T
方封鎖線越過上訴人，而上訴人仍不肯離開
U U
V V
- 16 -
A A
B 時，她只應將上訴人「推」離，而非用手「捉」 B
上訴人。
C C
8. 石大律師引述案例 Collins v Wilcock 及
D
Yeung May Wan v HKSAR 及其他英國案例支 D
持其論點。…
E 19. 石大律師接納警方在現場執行清場工作 E
是在正當執行職務，他的論點是上訴人只是大
F 叫、不肯離開，控方第二證人無權作出拘捕。 F
控方第一證人無打算作出任何拘捕行動，控方
G
第一證人不是在正當執行職責，而控方第一證 G
人，因此亦並非在正當執行職務。
H 20. 本席不認同上訴一方此論點。石大律師 H
引述的兩宗案例，案情與本案十分不同，對本
I 案並無幫助。 I
21. 事發當時正值「佔中」時期，有多至 500
J J
名的人士聚集在添馬公園近龍和道。控方第一
證人的職責是與同僚組成封鎖線，驅散現場人
K 士。控方第二證人的職責是在示威者越過封鎖 K
線及不願離開時進行拘捕…
L L
24. 本席認同答辯人的陳詞，以當時的環境
情況，控方第一證人有合理理由擔憂上訴人的
M M
行為即將引發「破壞社會安寧」，她只是採用
必要合理武力去控制上訴人（用中等力度捉着
N N
上訴人的手）。本席完全不認同石大律師指控
方第一證人只應「推」上訴人，而非用手捉着
O 上訴人此論點。控方第一證人事先無被指派作 O
出任何拘捕行動是無關重要的，她當時的作為
P 是正在正當執行職務。」 P
Q (5) 就個別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控方援引 香港特 Q
R
別行政區 訴 劉家棟 HCMA 137/2020: R
S S
「16. 「故意」是這項罪行的其中一個元素，
在 Chung Chi-Cheung v R 案，高等法院法官王
T 見秋引述並同意英國案例 Lewis v Cox 案的判 T
決，如果某人蓄意作出一個行為，不論這行為
U U
V V
- 17 -
A A
B 是否針對某警員或是對他有惡意的，只要這 B
行為令該警員不 能夠或更難 以執行他的職
C 務，加上該人作出此行為時是知道和意圖令 C
他的行為達致所述後果的，便是故意阻撓了，
D 而相關意圖毋須是主要意圖。 D
17….
E E
18. 至於相關警員是否在正當地執行職務，
F 首先要看《警察條例》第 10 條所列的警隊的 F
責任，第 10 條列明：
G G
「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
H (a) 維持公安； H
I
(b) 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 I
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
J (c) 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 J
K (d) 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 K
由予以拘捕的人；
L L
(e) 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公眾休憩地方舉
行的遊行及集會；
M M
(f) 管制公共大道的交通，並移去公共大
N 道上的障礙； N
(g) 在公眾地方及公眾休憩地方，和公眾
O O
集會及公眾娛樂聚會舉行時維持治
安；而為上述目的，任何當值警務人
P 員在該等地方、聚會及集會對公眾開 P
放時得免費入場；
Q Q
19. 在執行《公安條例》下的職務時，警員有
權阻止干犯該條例的罪行的人和逮捕他，如
R R
情況所須，警員有權使用武力，但所用武力不
得大於為達到執行職責的目的而合理需要的
S 程度。 S
T
20. 當然，上述是警隊的責任，個別警員是否 T
在正當執行職務，還須檢視案中實況。」
U U
V V
- 18 -
A A
B B
(6) 控 方 亦 援 引 Dixon v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 [2018] 4 WLR 160，指一名警員是否合法地執行其 C
職務，取決於他的合理信念和意圖：
D D
“15. In McCann, at [19] and [26], Treacy LJ
E E
(who gave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considered
that “what needs to be examined is the actions
F and intentions of the officer actually involved” F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she was acting in a
way which she reasonably believed would
G G
further a proper policing purpose of the kind
described by Lord Parker CJ in Rice v
H Connelly… H
30. …Whether a police officer is acting lawfully
I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duty depends on the I
reasonable beliefs and intentions of the officer. It
J
does not depend on the knowledge or beliefs of J
the defendants…”
K K
23. 首先，本席同意於 Dixon’s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一案
L 內，論點是警員是否 合法 地執行其職務；亦因如此，法庭才考慮警 L
M 員當時的合理信念和意圖。於 梁玥晴 案內，情況亦一樣；辯方指警 M
員無權作出拘捕，拘捕構成非法扣留，因此並非在正當執行職務。因
N N
應辯方的立場，張慧玲 法官才考慮警員的行為是否合法。可是，法官
O O
從沒指出，當法庭衡量一名警員是否正在正當執行職務時，應該考慮
P 該警員實際的作為是否只是採用必要而且合理的武力。 P
Q Q
24. 無論是法例或案例，都只是要求警員以合法的方式去執行
R R
職務。根據上述的案例，當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職務」受到挑戰時，
S 法庭須考慮有關法例及現場情況。《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並非 S
法例。辯方已表明他們要求披露的文件與 PW1 的誠信無關。就算辯
T T
方提出「合法與否」的挑戰，案例顯示法庭應考慮警員的信念和意圖。
U U
V V
- 19 -
A A
B B
何況辯方已表明並非指控 PW1 的行為「不合法」[見辯方進一步陳詞
C 第 22(v) 段]。 C
D D
25. 控方指，法庭的職責並非對執法機關或警員行使紀律操守
E E
的監管權 [見 SJ v Lam Tat Wing & Another (2000) 3 HKCFAR 168（見
F 179B）。即使警方在危急及困難的情況下所作的判斷可能有誤，這亦 F
絕不代表被告人可以漠視法紀或公眾利益。本席同意控方的說法。
G G
H H
26. 基於上述因素，本席裁定辯方所索資料與本案議題無關，
I 毋須披露。 I
J J
公眾利益豁免
K K
L
控方提供的文件 L
M M
27. 為協助法庭就公眾利益豁免權作出裁斷，控方提供下列文
N 件予法庭考慮： N
O O
(i) 兩份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日期
P P
為 2021 年 3 月 18 日及 2021 年 11 月 9 日）；
Q Q
(ii) 控方反對披露申請的陳詞；
R R
S (iii) 一份輔助文件（「解䆁理據書」，Justifications）， S
T 協助法庭理解控方申請豁免於披露的文件性質及 T
U U
V V
- 20 -
A A
B B
主要內容，將政務司司長的關注和文件相關部分結
C 合，從而使法庭了解關注所在，作獨立評估；及 C
D D
(iv) 完整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册》第 29 章及兩份
E E
警方針對本案開槍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
F F
28. 控方亦同時提供兩份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利益豁免權
G G
證書及反對披露的陳詞予已辯方，知會辯方所依賴的理據。本席認為，
H H
控方已公平地作出恰當的知會，控方提供了的指這些資料足以讓辯方
I 作有效的陳詞：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其他人 [2020] 3 I
HKC 501, 第 39 段； R v H， 第 20 段； Nayab Amin ，第 101 段。
J J
K 議題 K
L L
29. 控方指兩份內部調查報告應受「類別豁免權」及「內容豁
M M
免權」的保護，而《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則應受到「內容豁免
N 權」的保護；不但毋須披露，辯方更不可於盤問提及。 N
O O
30. 就兩份內部調查報告，辯方已沒披露申請，但指控方從沒
P P
提出任 何「 清楚 而且 具說 服力 的證 供 支持（ clear and compelling
Q evidence that it is necessary)，以證明兩份報告應受到「類別豁免權」 Q
R
或「內容豁免權」的保護。至於《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辯方 R
指某些相關部分曾於其他案件中披露，亦已被刊登於法律𢑥編，並公
S S
諸於世；因此不可能再有內容豁免。
T T
U U
V V
- 21 -
A A
B B
曾經披露《警察通例》或/及《程序手冊》的案件
C C
31. 控方指出《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第 29 章的部分內
D D
容曾在下述情況作披露：
E E
F
(1) 在 Sony Rai v Coroner [2011] 2 HKLRD 245，《警察 F
通例》 PGO 29 - 01, 29 - 03, 29 - 04, 29 - 09 及 《程
G G
序手冊》FPM 29 - 02 在死因研訊時曾向陪審團披
H H
露，相關章節的內容摘要在判詞第 39 段有所提及；
I I
(2) 在 HKSAR v Chu Frankly ESCC 1912/2017， PGO 29
J J
- 01 及 FPM 29 - 02 曾作披露（該案的裁斷陳述書
K 沒有上載在司法機構的網站）； K
L L
(3) 在 Wong Chi Fung v SJ HCSA 29/2018（小額錢債案
M M
件），申請人在援引早前案例作陳詞時亦曾提及
N OGO 29 - 05（第 28 及 31 段）； N
O O
(4) 在 香港特別行政 區 訴 吳文遠及另六 人 [2019]
P P
HKMagC 1; WKCC 3654/2017（未經𢑥編，2019 年
Q 5 月 15 日），PGO 29 - 01, 29 - 08 及 FPM 29 - 02, Q
R
29 - 08 曾作披露。 PGO 29 - 01 及 FPM 29 - 02 在裁 R
斷陳述書有所引述（第 200，207 至 208 及 211 段），
S S
而 PGO 29 - 08 及 FPM 29 - 08 則有提及；
T T
U U
V V
- 22 -
A A
B B
(5) 在 Sham Tsz Kit and Another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C & SJ [2021] HKCFI 746； HCAL 2670/2019（未經彙 C
編， 2021 年 3 月 24 日），PGO 29 - 01 曾作披露，
D D
而判詞第 19 段亦有所引述；
E E
F (6) 部分《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第 29 章的內容可 F
能在未獲警方授權或同意的情況下在坊間流傳；該
G G
些內容的真僞未經證實。
H H
I 適用的法律原則 I
J J
32. 在 HKSAR v Nayab Amin [2020] 2 HKLRD 1051， 上訴庭
K 簡明扼要地總結了相關的法律原則（第 94 段）： K
L L
“94. Essentially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They are:
M M
(i) is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 defence requests
disclosable, that is, is it caught by the prosecutor’s
N common law disclosure duty; N
(ii) If the answer to (i) above is “yes”, is the claim to PII in
O O
respect of the disclosable established; and
P (iii) If the answer to (ii) above is “yes”, can the defendant still P
receive a fair trial if the PII claim is upheld?
Q Q
If the answer to (ii) above is “no” and further disclosure cannot
be made without causing “a real risk of serious prejudice to an
R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then the prosecution will have to R
consider whether it should discontinue the proceedings as an
alternative to making disclosure.”
S S
33. 就議題（ii），控方須令法庭信納披露相關資料會有違公
T T
眾利益，而常見的做法是向法庭存檔一份由政務司司長發出的「公眾
U U
V V
- 23 -
A A
B B
利益豁免權證書」，解釋為何披露相關內容會使公眾利益受損：Nayab
C Amin，第 110 至 111 段。至於議題（iii），於刑事案件中，法庭應以 C
對被控人公平為前題，評估這原則的重要性是否超越了控方所指的公
D D
眾利益。法庭必須顧及和防止被控人因欠缺披露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
E E
的情況。上訴法庭在 Nayab Amin 一案內強調（第 150 段）：
F F
“150. …in Hong Kong no balancing of competing public
G interests takes place when adjudicating a PII claim in a criminal G
trial. The judge cannot disclose the protected information or
material unless he concludes that non-disclosure of it would
H H
deprive the defendant of his right to a fair trial.”
I I
34. 香港法律之下，公眾利益豁免權有兩類，分別為「類別豁
J 免權」（class claim）及「內容豁免權」（contents claim）。於 Apple J
K
Daily Ltd v Commissioner of ICAC （No 2）[2000] 1 HKLRD 647，上訴 K
法庭指出法庭在處理聲稱為應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材料（即「類別豁
L L
免權」）與因內容敏感而應得公眾利益豁免權的材料（即「內容豁免
M M
權」），在評估公眾利益時會有分別。在評估後者時，不應因文件屬
N 於某一類別便認定應予以豁免，法庭須審視文件內容： N
O O
“I appreciat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claim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n respect of documents falling within a
P particular class…and a claim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n P
respect of information of a sensitive nature which might be
Q
included in such documents…” Q
R 35. 在 Chu Woan Chui &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R
[2006] 4 HKLRD 280，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援引 Apple Daily Ltd 一案，
S S
指出法庭一旦宣告某類文件得享豁免權，便不具有剩餘酌情權，下令
T T
披露該類文件或文件的部分內容：
U U
V V
- 24 -
A A
B B
“82. It seems to me that I am bound by this dictum of the
C C
Court of Appeal [in Apple Daily Ltd] and that, once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as been pronounced in respect of a class of
D documents, there is no residual discretion vested in the court to D
nevertheless consider the balance of compet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to order that part or whole of a document falling into the
E prescribed class be disclosed. Mr. Harris, however, submitted E
that the law relating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as developed
F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at, in the result, the difference F
between spa class claim and a contents claim has been rendered
redundant. In support of this submission, Mr. Harris made
G reference to the speech of Lord Templeman in R v Chief G
Constable of West Midlands Police & Another, ex.p Wiley &
H
Another [1995] 1 AC 274… H
83. It has, however, been recognised that the observations of
I Lord Templeman were orbiter and in any event they did not I
attract the support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House. Lord Slynn,
for example, at p.282, said that, while class claims may
J J
sometimes have been pushed too far, they had on occasions been
necessary and justified indeed valuable.
K K
84. Leaving aside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binding dictum
of Keith JA [in Apple Daily Ltd], I am unable to accept that
L changes in the common law have abolished the distinction L
between a class claim and a contents claim.”
M M
36. 在 Nayab Amin，上訴法庭指出「類別豁免權」和「內容豁
N N
免權」的法律原則有所不同（第 113 段）：
O O
“113. The legal principles that developed in respect of PII
P P
claims distinguished between class claims and contents claims.
Class claims were areas of executive activity that were
Q recognised by the courts as being harmful to the public interest Q
to reveal.” （另見 R v H [2004] 2 AC 134, 第 36 段）。
R R
37. 就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控方依賴類別及內容豁免權。
S S
T 38. 在 Competition Commission v Nutanix Hong Kong Limited T
CTEA 1/2017 （未經𢑥編，2018 年 3 月 14 日），競爭事務審裁處裁
U U
V V
- 25 -
A A
B B
定競爭事務委員會工作人員對案件的評估、委員會成員的內部審議和
C 審核機制等是屬於類別豁免權（第 98 段）： C
D D
“98. In the context of such reports and minutes, there is in my
view much force in the Chairperson’s statement that disclosure
E could reveal highly sensitive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E
example in relation to the Commission staff’s appraisal of the
F case, the Commission members’ internal deliberations and the F
Commission’s approval mechanisms generally, and that it
would prejudice the Commission’s effectiveness in its future
G operations by stifling proper and robust analysis and debate by G
Commission members and staff due to disclosure concerns.
Taylor v Anderson (Police Complaints Authority Intervening)
H H
[1995] 1 WLR 447 and O’Sullivan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The Times, 15 June 1995), both declared after
I the seminal decis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R v Chief I
Constable of West Midlands Police, ex.p Wiley [1995] 1 AC
274, are authorities for the view that reports of such nature may
J J
properly be said to belong to a class of which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attaches.”
K K
39. 競爭事務審裁處在上文引用英國案例支持其看法。在
L L
Taylor v Anderson (Police Complaints Authority Intervening) [1995] 1
M WLR 447，原告人向警方提出訴訟，稱警方對他作惡意檢控（malicious M
N prosecution）。原告人要求警方披露與他所作的投訴的相關調查報告 N
（第 457 - 459 頁）。在該案，上訴庭指出（465E - H）：
O O
P “I am fully alive to the existence of a current of opinion strongly P
flowing in favour of openness and disclosure. I am also,
however, mindful of the fundamental public interest in ensuring
Q Q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re
themselves incorruptible, law abiding, honest and responsible. I
R do not myself find the points made by Mr. Cartwright in his R
affidavit to be unconvincing, unrealistic or suggestive of self
interested special pleading. In very many cases where an
S investigating officer is appointed, there must be a real prospect S
of civil, criminal or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I have no difficulty
T in accepting the need for investigating officers to feel free to T
report on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out the apprehension that their opinions may become known
U U
V V
- 26 -
A A
B to such persons. I can readily accept that the prospect of B
disclosure in other than unusual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an
C undesirably inhibiting effect on investigating officers’ reports. I C
would therefore hold that the reports of investigating officers
made 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se form a class which is
D entitled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D
E E
40. 時任政務司司長在第一份公眾利益豁免權證書闡述為何
F 披露警方就開槍事件調查報告有損公眾利益。在 Chu Woan Chyi 夏正 F
文法官（當時官階）指出，如果政務司司長為了公眾利益而申請豁免
G G
披露，並簽發證書，法庭有責任適當地考慮該證書列出的理據，並給
H H
予充分的比重（第 77 段）。
I I
41. 就《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控方依賴內容豁免權。
J J
K K
42. 在 Goodwill v Chief Constable of Lancashire Constabulary
L [1993] PIQR P187, 英國上訴庭指 “Public Order Manual” 可基於公眾利 L
益豁免權免於披露，以及引述英國警方解釋指披露該份文件會損害公
M M
眾利益（第 189 頁）：
N N
“It is a document that concerns details of Police techniques and
O O
tactics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order and it would be injurio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details
P of such techniques and tactics should become public knowledge. P
If such detail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factions hostile to the Police
or to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the position and safety of
Q Q
the Police would be undermined and these factions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vise methods of countering the Police
R techniques and tactics to the detriment of public order.” R
S 43. 經考慮該份文件的性質後，Farquharson LJ 接納警方的說 S
T
法，並且指出（189 頁）： T
U U
V V
- 27 -
A A
B “For my part I would uphold the defendant’s claim for immunity B
for this docum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the past 25 years there
C has from time to time been disorder in the streets. Sometimes C
this has developed from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volving ve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On other occasions, there have been
D racial riots of a kind which were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Many D
police forces have had to develop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E
situations of this kind and to introduce appropriate training for E
its officers. If the organisers of demonstrations which seek to
exploit the weapon of public disorder became aware of the
F polic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such situations the opportunity F
to frustrate the efforts of the police to impose control is clear and
obvious.”
G G
H 44. 於 Conway v Rimmer and Another [1968] AC 910, Lord Reid H
指出，在今天犯案手法日新月異的世代，不向可能會進行非法活動的
I I
人提供對他們有用的材料有其重要性（953F - 954A）：
J J
“The police are carrying on a unending war with criminals many
K K
of whom are today highly intelligent. So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disclosure of anything which might give away any
L useful 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organise criminal activities.” L
M Lord Morris 指出（972F）： M
“…I think that any court must recognise the weight of the
N N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olice in their work of fighting crime,
which is work that is so much in the public interest, must in no
O way be impeded or frustrated. Whether it would or might be is a O
matter which it is well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a court to
assess.”
P P
Q
45. R（on the application of FI）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Q
Department [2014] HRLR 30 一案，是關於英國政府對於由當地以飛機
R R
遣返他國的人士的管制約束政策，而相關的政策載於 “Use of Force
S Training Manual” （第 2 及 7 段）。英國政府披露了一份經編輯的文 S
T 件（redacted Manual），只披露一些基本資料或原則，而基於公眾利 T
益豁免權拒 絕披露關 於管制約 束被遣 返人士的方 法或技巧 （ the
U U
V V
- 28 -
A A
B B
redacted contents）（第 11 至 13 段）。上訴庭裁定英國政府無須就該
C 些遮蓋內容作披露，理由是（第 69 頁）： C
D D
“69. …the redac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operational reasons of
sensitivity and security, the judgment having been made that it
E would be damaging and was made to earlier proceedings before E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which disclosure of the full
F Manual was sought by a journalist but the Commissioner F
concluded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in maintenance of the
exemption from disclosure outweighe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G disclosur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lied on the same justification G
to resist disclosure in the present case, contending that disclosure
would have a seriously prejudicial effect on security and good
H H
order, and on the physical health and safety of prison staff and
other prisoners, because: (i) the Manual is used in training across
I the NOMS estate and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the I
effect of releasing the redacted material would be that thi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all serving adult prisoners; (ii) prisons hold a
J J
diverse range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violent,
dangerous and manipulative, as well as those who are
K vulnerable, and if the redacted parts were to be released all adult K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would be able to study the techniques
and prepare to counteract them; (iii)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risk
L of insecurity within the detention estate through an inability to L
control violent and disruptive elements; (iv) the Prison Service
M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ach has a duty of care to those M
individuals who are detained as well as to staff who work with
them and people who visit them; the increased risk of insecurity
N would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omply with that duty; detention N
would be less safe and more intimidating.”
O O
46. 就曾經披露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章節，控方援
P P
引：
Q Q
(1) R v Governor of Brixton Prison, ex.p Osman (1991) 93
R R
Cr App 292， 第 210 頁：
S S
“I should deal in regard to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T T
which as I have said I regard as here sustained, with an
argument to the effect that by reason of the disclosure in
U U
V V
- 29 -
A A
B the third application for habeas corpus, the public B
interest immunity has evaporated or, if one prefers a
C more feline phrase, “the cat has been let out of the bag.” C
True it is that the documents were disclosed in the third
proceedings. They were not, very responsibly, read in
D open court and have never been read in open court. The D
degree of dissemination has, in truth, been small. The
E
Minister of State is conscious that discovery was made E
and the matter is alluded to in paragraph 8 of the
certificate, which I have read. The Minister of State
F regards himself as under a duty to put forward the claim. F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is not a matter which can be
waived (see Air Canada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G G
(No. 2) [1983] 2 AC 394, 446).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it is the courts’ own bounden duty to assert a public
H interest immunity. For my part, I would regard prior H
dissemination of a document as being a matter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balance. If, as was put in the
I Australian case of Sankey v Whitlam (1977) 42 CLR 1 I
(Aus) 45, there has been publication to the whole world,
J then that side of the balance concerned with the public J
interest must collapse…”
K K
(2) 於 Rogers v Home Secretary [1973] AC 388， Lord
L L
Reid 指出：
M M
“In my judgment on balance the public interest clearly
requires that documents of this kind should not be
N disclosed, and that public interes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N
fact that by some wrongful means a copy of which a
document has been obtained and published by some
O O
person. I would therefore dismiss the appellant’s
appeal.”
P P
(3) 在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Pewter) v Commissioner of
Q Q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10] EWHC 3927， 法庭重
R R
申相關的法律原則（第 26 至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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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attaching to the reports
making up the MAPPA arrangements cannot be
T destroyed or affected adversely by the wrongful act of T
[the detective constable], in disclosing the content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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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ummarising the contents of one of the reports obtained B
pursuit to those arrangements to a third party, thereby
C placing it in the public domain. If the author of the C
document wa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PII initially,
the wrongful disclosure of it into the public domain
D cannot affect that statu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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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 my judgment that is very much the position E
here. The report referred to by [the detective constable]
plainly attracted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Be] brought
F it into the public domain, perhaps inadvertently, no F
doubt so, but wrongfully. But the fact that it has thus
come into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affect the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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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ument as attracting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H (4) 在 梁天琦，黃崇厚法官指出（第 80 至 81 段）：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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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本席留意，在 Sony Rai v Coroner 案控方披 I
露一部份辯方要求的警察通例和訓練資料。本席同
意控方的陳詞，控方曾作披露，不代表控方便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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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公眾利益豁免的權利，不過，這是一個法庭可考
慮的因素，考慮時應顧及當時披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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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同時，由於部份披露了的資料，已刊登於法律𢑥
L 編，公諸於世，本席考慮了辯方依賴那些資料，是否 L
已足夠，達到平衡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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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的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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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47. 控方指 Goodwill 在香港案例時有引用：見 Chu Woan Chyi O
第 77 段； Nayab Amin, 第 116 段。控方指，雖然香港警方的《警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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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程序手冊》與英國警方的 “Public Order Manual” 內容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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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無疑它們性質相近，均涵蓋武器或裝備的使用，相關內容一旦
R 披露，將會嚴重損害公眾利益，甚至破壞社會安定。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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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控方續指《警察通例》是警務處處長根據香港法例第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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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警隊條例》第 46 條 所作的命令，該條例訂明處長可不時發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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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適宜於管理警隊，使警隊有效率地履行職責及達致本條例的目的
C 和規定等的命令。而《程序手冊》則載述有關警務程序的資料，建議 C
及指引。政府一貫立場是不應向公眾披露《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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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章的內容：見 I.C. Paper No.CB(2)235/02 - 03(05)（第 5 至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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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Paper No. CB(2) 494/02 - 03; LC Paper No. CB(2) 493/02 - 03(1);
F Paper No. CB(2) 1779/02 - 03(1); 及 Policy on police use of force in public F
order events in selected places（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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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控方陳述，就算部分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曾被
I 披露，這只是一個法庭可考慮的因素，考慮時應顧及當時披露的程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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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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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辯方對上述的法律原則並無異議，但指 梁天琦 對本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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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束力。他們依賴 R v Governor of Brixton Prison, ex.p Osma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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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有關章節已公諸於世，不可能再享有「公眾利益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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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開及辯方避席的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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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這部分的聆訊，那份稱為「Justifications」的文件，共
Q 4 頁，內容恰當。該份文件的內容，與蕭檢控官的陳詞，都旨在協助 Q
法庭了解申請免於披露的文件的性質和主要內容，並將政務司司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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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和文件相關部分結合，令法庭了解關注所在，可作獨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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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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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席已審慎考慮雙方的陳詞、有關的案例及法律原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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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政務司司長證書的內容、蕭主控官的輔助陳詞。本席亦小心參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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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的每一個有
F 關章節的內容。雖然《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曾經於其他案件作 F
披露，但本席留意到，只有 Sony Rai 被𢑥編；所引述的只是極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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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Wong Chi Fung 內所引述的部分與本申請無關。Frankly Chu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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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 Tsz Kit 未經𢑥編；引述的只是極少部分。因此，辯方所索的資
I 料並非公諸於世。本席裁定兩份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的《警察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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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程序手冊》的章節均應獲「公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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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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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為確保相關公眾利益毋損，該聆訊程序的錄音、控方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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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輔助文件（Justifications）、控方呈交予法庭審閲的文件和兩份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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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司長所發證書，全部由法庭封存，未得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閲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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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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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4. 因法庭裁定與本申請有關的資料可獲
「公眾利益豁免權」
， Q
R 本席必須考慮在欠缺這些資料的情況下，第一被告能否獲得公平的審 R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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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辯方已不再要求控方披露兩份內部調查報告，只要求披露
C 所有有關的證人供詞（包括口頭供詞）。控方也不下一次確認，所有 C
供詞已披露。因此，欠缺兩份內部調查報告並不會對第一被告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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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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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6. 本席於上文已解釋，根據案例，當警員是否「在正當執行 F
職務」被質疑時，法庭是要參考法例及考慮當時現場的情況，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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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通例》及《程序手冊》並無關係。既然無關（irrelevant ），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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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提問。因此，欠缺該些資料亦不會造成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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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席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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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 本申請內的《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與案件議 K
L 題並無關連，因此不需披露；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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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論有否關連，兩份警方內部調查報告及辯方所索
N 的《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的章節均受到「公 N
O 眾利益豁免權的保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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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辯方不得在審訊過程中藉盤問證人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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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沈智慧 ） T
區域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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